从政初始（外一篇）（文/刘向东）

我爱大吉安 · 发表于 4 天前

从政初始（外一篇）（文/刘向东）

我1982年大学毕业后，被分在吉安县委办公室内设机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半年后，农村政策研究室撤销，县委组建县委农工部。于是，我又被转到农工部任秘书。回忆往事，心情依然难以平静。从政初始，我感觉一切都很新鲜，感觉每天迎接的是一轮新太阳。

来到农村政策研究室没过多久，我就接到一个通知，要我立马去加入一个工作组，这个工作组全名叫“吉安县委县人民政府处理山林纠纷工作组”。这可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出征啊！工作组由县人大副主任刘春秀任组长，我、县体委邓小兰、县医药公司老刘为成员。工作组的任务是协助有关公社划定村与村之间山地界线，处理好山地纠纷，为下一步实行以“林业三定”为主要内容的林业生产责任制做好前期工作。就这样，我们这个两男两女的四人小组在油田公社落下了脚。

因为是初出茅庐，所以在工作组下去之前，我做了些功课，恶补了一下有关林业政策、土地政策和处理山地纠纷方面的知识。众所周知，处理山地纠纷，考的是土地证据。土地证，当然是最重要的证据，但问题在于，大多数山地纠纷的双方都拿不出土地证。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工作组认为，只要具有一定的证明力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作证。比如，没有五十年代国家颁发的土地证，就出示六十年代的“土地四固定”证书；如果这两样都没有，就把民国时期的相关证件找来；如果没有任何官方证件，就拿族谱来看；如果什么都没有，就坐下来谈判。总而言之，争议双方都服气了，问题才算得到解决。

我们这次下乡很是辛苦，不仅要用脑，而且要消耗体力。这是因为有争议的山地，往往都在高山峻岭上，或在荒凉偏僻地带。因此，爬山越岭是我们每天的必修课。幸好，我们的队伍当中有一个是我的大学同学，有同学说说话生活不至于枯燥无味。加上刘春秀组长也很风趣，大家有说有笑，都感觉轻松愉快。我这个大学同学，本是一个漂亮女生，名字叫邓小兰。我和她同一个学校毕业也是同一届。我们虽然同届，但不同专业，她学体育，我学中文。在大学时我就认识她，学校每年都要组织全校师生观看体育系同学体操表演，我是在看体操表演时记住她的。当然她不认识我，因为我们没打过交道。既然是同学，免不了趣味相投，说话对路，因此我们一路上说了许多有趣的事。

工作组踩地界，都有当地的干部群众带路。有一次爬高山，一个60多岁的带路的老农看我一个文弱书生的样子，要把自己的拐棍让给我。我赶紧说：“谢谢您，老人家，您自己用，我不需要。”老农说:”你从城市下来，没吃过这个苦吧?”我说，我也是作田出身，读大学之前，我经常要爬到跟这座山一样高的山上去砍柴，挑柴下山，还从没摔过跤。”老农用钦佩的眼光望着我，深情地说：“还真看不出来呢！”

在处理山地纠纷的过程中，我们遇见了一件很好玩的事情。话说油田公社和花桥公社为着一块山地的权属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有一位姓周的公社副主任，曾站在油田公社的立场上与花桥公社的一位副主任进行过激烈地争吵，声嘶力竭，面红耳赤，但最终还是悬而未决。没想到我们工作组进驻之后，周副主任已从油田公社调到花桥公社工作了，而且，他仍然是分管这项工作。同样是这块山，周副主任现在只有站在花桥公社的立场上和油田公社去争了。同样是声嘶力竭，同样是面红耳赤。这有点像大专辩论会，一方抽签抽到的观点，即便你不赞成，也要拼命跟对方争论一番。在这里，笔者并没有批评周副主任缺乏原则性的意思，问题是取证难，难于上青天啊。

处理山地纠纷工作结束之后，我马不停蹄地又参加了另外一个工作组，即“四大圩镇调查工作组”。吉安县共有30多个乡镇，人们将全部乡镇习惯上划分为四大块，曰：东路片、南路片、西路片、北路片。每个片有七八个乡镇，各乡镇当然都有各自的圩镇，但较大的圩镇每个片只有一个，全县总共四个，俗称“四大圩镇”。四大圩镇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历史悠久，街市自古就已出现；二是非农业人口相对多些；三是都处于各片的中心位置，俗称中心圩镇。县委为强化中心圩镇的中心作用，决定在圩镇建设中，对四大圩镇实行倾斜政策。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事先对这些圩镇进行摸底调查，所以四大圩镇调查工作组便应运而生。

工作组组长是刚刚退居二线的财政局局长周福兴，成员由从各单位抽调的七个干部组成。七个成员都是经组织部精心挑选的，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学历高，全是大学毕业生；二是年纪轻，都在30岁左右。组长周福兴50多岁，工作经验丰富，也很健谈很幽默。他一边抽烟，一边对工作组的同志说：“我抽烟污染了空气，请你们谅解一下。”有人回应说：“我们可以谅解老领导，但抽烟有害健康，为了老领导的健康，建议您从现在起开始戒烟。”周福兴说：“你就别提戒烟的事了，我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说着，周福兴又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接着说：“十年前，我因病住院，患的是瘫痪症，就是以鼻子为界，身子的一半都麻木了，失去知觉。有一天，医生突然问我，你以前会抽烟吗？我说，我以前不但抽烟，而且抽得厉害，这不，前不久我下大决心把烟戒了。医生说，原来是这样！那您不需要住院治疗了，回去恢复抽烟就是了。我听了医生的话，出了院，恢复了抽烟，病果然好了。”大家听了组长的话，都觉得很神奇。周福兴继续说：“我并不是宣扬抽烟有什么好处，我这只是个例。我想，这也许是大自然的规律吧，由于突然戒烟，身体就打破了平衡。”大家感觉组长的话还有些道理。

调查中，我们发现，如同其它领域遭到“文革”的干扰和破坏一样，圩镇建设也让“文革”给糟蹋得够呛。正像周福兴组长所说的，平衡被打破了。首先，非农业人口通过下放等多种途经被转移到村队，人气少了。其次，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个体工商户给堵没了。再次，由于缺少人气，导致界面、房屋、街道呈现着一派破败的景象。打倒“四人帮”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一步步深入，一切都在改变着，圩镇也一步步走向繁荣。尤其是过去的一些个体手工业户，凭着他们的胆识和一技之长，带头搞起了乡镇企业。工作组在四大圩镇之一的永阳镇了解到，一位姓彭的镇上老居民，也是一位老手艺人，领头办了一个食品罐头厂。该厂经济效益可观，产品竟然出口至东南亚国家。更可喜的是，这个厂还安排了一百多个劳动力就业。圩镇调查工作结束后，我在起草完四大圩镇调查报告之后，还写了一篇长篇通讯，热情讴歌了永阳食品罐头厂的办厂精神，文章很快就在井冈山报的显要位置上发表。

四大圩镇调查结束后不久，我受县委的委派，参加了由吉安地区农工部组建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组，并随工作组下到本县的永阳镇展开试点工作。按照试点方案，这次体制改革要突出一个“放”字，就是下放人事管理权和计划管理权。所谓下放人事管理权，就是将基层单位负责人的任免权下放，即由过去的主管部门任免改为由镇里任免。如供销社、信用社等部门的主任由镇党委提名，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再如粮管所、食品站、农技站、畜牧兽医站等“七站八所”的一把手一律由镇党委直接任命，副职由本单位一把手选定。所谓下放计划管理权限，是指农业生产计划、商品流通计划、基建计划等等均由镇里统筹安排。永阳体制改革实施之后，受到了群众好评，大家都认为这样做有利于经济发展。

遗憾的是，只过了半年，改革之事就基本上偃旗息鼓，一切都慢慢退回到老路上去了，这场曾轰动一时的改革最后归于流产。平心而论，这并不是改革本身有错，而是正确的改革受挫。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传统思想影响太深。有的人看不惯新事物，思想上不适应改革，总是千方百计阻挡改革。在这些人中，有的是基层干部，有的甚至是上层领导。有个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写了一篇关于永阳改革试点的论文，并把它寄往地委宣传部内容刊物《宣传动态》。先一天该刊物决定刊登我的文章，并排了版，而后一天却又拿下，原因是领导有指示，必须拿下。第二，改革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永阳改革把原来的条管部门的许多权力下放到镇里，让条管部门领导权威性受到挑战，利益受到侵犯。第三，是镇政府干部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改革的需要。“文革”运动结束不是很久，他们还没来得及做好充分的迎接改革的准备。改革之路充满艰难险阻。

令人欣慰的是，到了2022年，吉安县委下文，全县上下一律仿效八十年代永阳镇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实行乡镇经济体制改革。这应了宋代伟大诗人辛弃疾的那句著名诗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永阳改革试点结束后，我高兴地参加了吉安县乡镇工业赴浙考察团，去到浙江省考察乡镇工业。考察团由县委县政府关领导、县直有关单位负责人，以及全县所有乡镇的乡镇长组成。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走出家门，走出江西，去到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啊！考察团主要考察了浙江省的金华地区和温州地区，历时12天。在考察过程中，有两件事让我感到强烈震撼，至今记忆犹新。

第一件事发生在金华地区的义乌县。义乌县县委书记想乘改革开放的东风，搞小商品市场建设。然而，建市场，谈何容易！首先是无处可建，去哪里弄地皮？县委书记绞尽脑汁想办法，最后想出了一个无比大胆的办法，即征用耕地。一石激起千重浪，一听说要征用耕地搞建设，反对声此起彼伏。众所周知，在全国，温州地区是耕地偏少的地区，人均只有3分田。可是，义乌县委书记力排众议，要豁出去了，拿出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英雄气概，终于在县城边上征用了18亩耕地，修建了1800多个摊位，报纸上说，这类似于香港的超级市场（2004年笔者再访义乌时，已发展到20000多个摊位）。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几位为我们导游的义乌县干部，一边介绍，一边对他们的县委书记赞不绝口。说他们的书记有远见有魄力。我们了解到，这里有各类商品2700多种，经营方式是批发销售，议购议销。前来义乌市场做生意的是来自全国除台湾外所有省市区，每天成交额30万元以上。进入21世纪以后，义乌小商品市场已成为了全球焦点。

第二件事是发生在温州地区。温州地区永嘉县桥头纽扣市场是乡镇企业大发展标志性的产物。桥头纽扣市场地处永嘉县桥头镇，截止我们考察时，有888个摊位，有流动资金850多万元。1984年成交额8000多万元，仅在市场上卖纽扣的就多达1000多人。每天来这里采购纽扣的有来自全国除台湾省外所有省市区。我们抵达永嘉那天的《温州日报》称：桥头纽扣市场是亚洲最大的纽扣市场。据介绍，这个市场是由两个农民搞起来的。这两位老兄1981年外出做生意时，在一家国营纽扣工厂门口捡到一些被工厂倒弃的废纽扣。回家后，他们在一大包纽扣中挑了一些还可以用的去街上摆摊，没想到卖得非常之好。这就使得他们俩蒙生了办厂的念头。于是他们土法上马地办起了纽扣厂，并赚了不少钱。别人看到他们干得好也学着干，结果纽扣厂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光桥头镇就有800多家，桥头镇纽扣市场便应运而生。

扑火记

这是我在万安县工作期间遇见的一件事情。

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在办公室突然接到分管农林水的县委匡副书记的电话，说我的挂点乡——涧田乡内发生严重山火。我放下匡副书记的电话，就跟纪委办黄主任打了个电话，然后就急匆匆地往宿舍里赶。回到家里，我脱下西装，换了一件夹克衫，又脱下皮鞋，换了一双运动鞋，然后向车库走去。

司机把我们送到万安水库大坝上，就掉头回县委了。这次一起去救火的共有五个人，即县委匡副书记、我（时任万安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纪委办黄主任，以及县森林防火指挥部两位同志。去火灾地点只有一条路，那是一条水路。4点整，快艇发出“嗒嗒嗒”的声音，慢慢离岸，随即又“嗡嗡嗡”地向万安水库中心奔去。

据涧田乡政府报告，山火发生在与邻县的赣县交界处，正在燃起熊熊烈火的正是涧田境内的国村合造的茂密的森林。从县城到达起火山的山脚下，有80公里的水路;从涧田乡乡政府出发，也要走十多公里的水路，都通不了汽车。这里还是在修万安水库之前，有汽车光顾过。

小汽艇飞奔在水面宽阔很有点像海湾似的水库中，5点半钟，汽艇放慢了速度，预告就要靠岸了。此时正值深秋时节，加上这里是山区，所以，天黑得早。在夜色的衬托下，那起火的山已经把半边天给染红了。

汽艇在只有两栋民房的村子边上靠岸，我们一行人一上岸，就受到了一个叫钟小平的小伙子的热情迎接。这是涧田乡党委派来的专门迎接我们并带路的乡干部。钟小平说：“请各位领导去村支书家里吃晚饭。”匡副书记问“这里去村支书家多远?”钟小平答：“4里路。”匡副书记又问：“去吃饭的地方与出事地点方向是否一致?”钟小平说：“不同方向。”匡副书记的脸转向我，并用商量的口吻对我说：“我们就在这个村子里吃饭，借老乡的柴灶煮面条，出发前我交代指挥部的同志买了两斤面条。”我忙说：“还是匡书记考虑周全。”

迎接我们的是年龄约60岁左右的一对夫妇。钟小平首先忙着作了介绍。夫妇俩很有点喜出望外。那男的说：“我来炒两个菜，等一下喝点水酒。”匡副书记说：“这就不麻烦了，煮面条快，我们还要赶路。”在煮面条的时候，我打听到，这个村子的两户农户在第一次移民搬迁时死活不愿迁，现在后悔莫及。匡副书记表示，在第二次移民时一定帮助解决他们的问题。夫妇俩听后很是兴奋。

吃完面条，指挥部的同志给每人发了一个手电筒之后，由六个人组成的队伍由钟小平领着，朝着火光冲天的方向走去。

说是带路，其实钟小平此刻也不知道路在何方。他毕竟不是本地人，只是白天里曾来过这一带下过乡。在这茫茫黑夜里，要准确无误选择一条通往出事地点的最佳路线实在有点为难他。现在只有跟着感觉走了。

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小山头了，站在那里可以清晰地看见烧山的明火了。山火正在一个很高的山的山顶上燃烧着，看过去似乎离我们很近。匡副书记说：“看来不需要走多久，就可以加入打火的队伍了。”据钟小平汇报，涧田乡党委书记和乡长正带领全体乡干部和部分乡直单位负责人在那里打火。

队伍继续行进在山林之中。此时，脚下已无所谓路不路了，我们跌跌撞撞地朝一个更高的山上爬去。大家一致认为，火既然在山顶燃起，那么，从现在起，一路攀登就没错。谁也没料到，这种判断是极其错误极其可笑的——那是后话。

基于只有往上走才可以到达目的地这种认识，我们一行人走得非常卖劲。爬了50多分钟，终于走到了山顶，此刻那山火看得更清楚了，还能听到“噼哩叭啦”的烧火声，真是近在咫尺了。然而，要参加打火还必须越过横亘在面前的另外一座山，于是大家只有下山了。我一边下山，一边说着一句广告词：“上上下下的享受。”说得一行人哈哈大笑。这时，纪委黄主任说：“看似这么近，我们都走了这么久，还要翻一座山，是不是走错路了?”钟小平说：“我可能犯了错误，带错了路，害得大家如此辛苦。”匡副书记说：“辛苦事小，拖延灭火时间事大。”钟小平说：“那结束后我一定写出深刻的检讨。”我忙安慰道：“小伙子，先别忙说检讨，也许你是对的，至少大方向没有错。”

又经过一小时的上山下山，我们终于来到了正在被熊熊山火吞噬着的那座山的山脚下。这支疲惫的队伍站在平地上，可以隐约听到山上打火的人的喊叫声。钟小平用两个手掌在嘴边做成喇叭状向山上喊叫，告诉早在山上打火的人，县里的领导来了。

书记乡长下得山来，算是和我们胜利会师了。他们听说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赶到这里，都感到十分的惊讶。原来，从我们吃面条那个村子走到这里有一条田埂路，大约20分钟可以走完。乡长说：“那个村的老百姓平常都要到这里来作田哩。”我用电筒四处照了照，发现脚下都是水稻田。众人这才恍然大悟。惟有钟小平有点羞愧难当，如果不是夜晚，大家就会发现他的脸是通红通红的。

几分钟的交谈之后，我们就要求他们安排我们打火。我们顺着一条羊肠小道鱼贯地往火旺的地方爬去。说实话，瞎跑了两个多小时，我们个个都感到有点脚发软，心里或多或少地有些怨天忧人。但是我们一想到乡里的同志从下午4点扑火扑到现在，心里又觉得自己这样算不了什么。

目前的火情是这样，一共剩下两个火点。一是我们脚下的这座山的山顶正在熊熊燃烧；第二个火点与赣县的交界处。快爬到山顶，只见着火点的北面、东面和西面都有人在灭火。乡里的同志分别给我们各砍了一支松枝，并简单地讲了一下打火要领之后，大家就开始干起来。乡长强调，火要顺风打，千万别迎风而上，否则，一阵狂风刮来，直接威胁灭火者的生命安全。

起火的地段坡度陡，人站在斜坡打火脚跟必须站稳，稍不小心，很可能滚下山去。我算是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心想，人千万不要滚下去。可是，事与愿违，我由于用力过猛，脚下的一块石头从土里翻出，还不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一骨碌整个身体就竖着滑下山去。最要命的是，在我身边打火黄主任还未发现。

我落脚的地方正是山火顺风漫延的方向，处境相当危险!山底下是一条暗江，头顶上是熊熊山火，如果继续向下滑，有掉进暗江的可能。如果向上爬去，显然违背了打山火的基本要领，有被烈火吞噬的危险。值得庆幸的是，我居然没有摔伤，只是小腿上被荆棘划了一下，出了一点血。我立即做出决定：既不再下滑也不向上爬，而是向自己的身体右侧横着突围出去。我明白，此刻最要紧的不是扑打山火，而是要避开火的锋芒。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爬到一定的距离再往山上爬，继续参加灭火。

走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又受到如此的惊吓，我现在的确有点疲惫不堪了。还好，我左冲右突，终于又回到原来的位置，重又打起火来。

乡里的同志都知道县里的领导参加打火来了，一个个都备受鼓舞，忘我地挥动着臂膀。虽说是深秋季节，但他们仍旧挥汗如雨，衣服湿透了，连头发也水浸了似的。如果一旦停下来，站在山顶上被瑟瑟的秋风一吹，必定是寒冷难忍。我深深被乡里的同志奋不顾身的精神所感染，正埋头扑打着熊熊山火。

打啊打的我猛一抬头，眼前出现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借着火光，我看见那人手里握着的一把柴刀。我停下活儿问道：“老人家是山下村子里的吧?”老人回答：“是的。”我说：“您老多大岁数了?”老人答：“81岁。”我说：”这么大的年纪还来参加打火?”老人说:”你们这些乡干部都上山来帮我们打火，我非常感激，我虽打不动，送送刀，帮大家砍个枝条什么的，也算尽我一份力啊。”原来老人认为前来打火的都是乡里的干部。我说：“老人家，你们村里的这些山以前发生过山火吗?”老人说：”发生过发生过，也是全靠乡里的干部来扑灭的。”我又说：“我想请教老人家，这山怎么总起火呢?”老人说：“都是烧田埂引起的。”我说：“县政府下个告示，一律不准烧田埂，您老说行不行?”老人说：“好啊!怎么不行?还要规定，谁烧就罚谁的款。”我听后对老人表示赞赏。

到半夜12点，终于又消灭了一个大的火点，山间顿时安静下来。也许太累了，人们连话也懒得说了。忽然，只听一声哨子响，接着是一声喊话：乡里的同志集合!于是，40多个乡干部迅速在山顶上集合。男男女女一个个黑不溜秋，像战争年代被敌人围困后坚持拼打了数十个小时终于突围了的一伙战士。鉴于还有一大片森林正在燃烧着，所以书记乡长一致认为，集合一下，让大家吃点干粮，养精畜锐，以利再战。

打火队伍稍事休息之后，又开赴另一个战场。大家很快来到目的地。走到山顶，展现在面前的除了熊熊的山火，还有一大群人。人群中有手持柴刀辟荆斩棘的，有站在那里说着话的。这让我们感到意外，一打听，原来是赣县前来护山的干部群众。为首的是乡政府的一个武装部长，他们是来截断火路的。山岭权属以流水为界，即水流涧田乡方向的山，属于涧田的；水流赣县方向的，属于赣县。赣县护山者的任务是严防死守，决不能让山火漫延到他们自己的属地上来。

经过一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交谈，赣县方的武装部长答应合作，于是大会战开始了。赣县来了100多人，万安方面的干部、农民加起来也有七八十个，总共有200人左右。

又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奋战，山火终于扑灭了，两边的干部群众在一片欢呼声中握手告别。现在正是黎明前，天空墨黑墨黑的，灭火队伍凭借手电筒光亮，开始向山下撤兵。我们从县里来的几个同志和涧田乡的干部一起，慢慢地向北方向移动。天开始放亮时，队伍终于到达了水库边，此时，在晨曦的照耀下大家互相看清了对方，一个个都笑了，笑你脸黑笑我脸黑笑他脸黑。

作者简介：刘向东，江西吉安县梅塘人，退休干部，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