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前，1023年……

公元1023年的正月，赵祯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将自己的年号改为“天圣”。

在颁布改元诏书的那一刻，14岁的赵祯失声痛哭，以此表达他对父亲时代的敬重和不舍，以及自己继统万邦的惶恐。

改元是向世界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改元“天圣”则是告谕臣民：即将开启的新时代将由这位“天降的圣人”来领导。

历史没有辜负对“天圣”这两个字的期许：大宋国在这位柔弱少年的带领下，真的走向了整个王朝最为耀眼的“盛世”。

一

也许赵祯从未想过做皇帝。

他是父亲赵恒最小的儿子，要不是他上面的5个哥哥全部早夭，父亲是不会把皇位留给这个优柔无断、出身暧昧的儿子的。

赵祯的母亲是个姓李的宫女。尽管为皇帝诞下一个皇子和一个公主，却丝毫不能改善自己的宫中地位。她眼看着自己的儿子被皇帝送给其他嫔妃，又眼看着自己的儿子登上皇位，并在儿子的宫廷里沉默生活了10年。

1023年的赵祯并不知道后宫那位寂寂无名的低阶嫔妃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他自认为的亲生母亲刘太后此刻就坐在他的右侧，在朝堂上代替他处理国家大政。民间将他的年号“天圣”二字拆解为“二人圣”，即朝廷有两个“圣上”，顶着皇帝名号的他说的并不算。

一年前在父亲的灵柩前，赵祯接手了这个世界上最大帝国的皇位，同时也接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国防开支和财政赤字。

父亲宋真宗一辈子只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与北方的游牧帝国签署了停战协议“檀渊之盟”，大宋国以缔约的形式接受了敌国的政治霸凌（对辽国君主称弟）和经济勒索（每年向辽国交纳30万两白银的岁币）。另一件是伪造“天书”，封禅泰山，宣布“盛世”降临。如果说前一件在历史上还褒贬不一，那么后一件则彻头彻尾地沦为历史丑剧：为了烘托太平盛世的景象，宋真宗和他的大臣们用无数庆典仪式和形象工程将几十年的财政积蓄消耗殆尽，以至于《宋史》给出了“一国君臣如病狂”的评价。

所以，尽管赵祯在颁布改元诏书时用痛哭表达了对父亲时代的不舍，但父亲的权臣（丁谓）已经被罢黜、父亲的“天书”已经被埋进陵墓、父亲的财政政策已经被调整，父亲的时代终究要在他手中终结。


二

改元“天圣”的1023年，大宋国污浊的政治空间里已经吹进缕缕的治理新风。

这一年，削减庞大的行政和国防开支已经纳入政府议事日程、不合理的茶叶专卖制度开始调整、真宗时代的大规模节日庆典被裁撤。

这一年，“交子”被政府认定为法定货币并参与市场流通，这种早于欧洲700年出现的纸币大大促进了商业和市场的繁荣。

这一年，政府赦免了刘太后曾经最坚决的反对派首领寇准，以此向知识分子阶层释放出政治和解的善意。寇准在接到赦令后不久就病死在中国南方遥远的放逐地。寇准的全面政治平反要等到赵祯亲政之后，他本人则成为后世民间在戏曲和评书里津津乐道的机智宰相。

然而很难认定这些政策的出台与14岁的赵祯有多少关系。大多数时间他只是安静地坐在“母亲”的左边，看着大臣们冲着自己但实际上是向“母亲”汇报工作。这一年史上对赵祯有明确记载的一幕是：八月二十三那天，天安殿的柱子上长出了灵芝，他和大臣们一起观看了这种预示祥瑞的真菌。赵祯的好奇心随即遭到御史的严厉批评，御史正告年少的皇帝：“训劝兵农、丰积仓廪”才是皇帝应该重视的“祥瑞”。在赵祯之后漫长的皇帝生涯中，他一直小心接受着官员们苛刻的监督和批评。

或许也在这一年，赵祯遇到了自己的人生初恋：来自四川的少女王姑娘。但“母亲”却以“太漂亮”为借口，生硬地将王姑娘从赵祯身边夺走，并将她嫁给了自己的侄子。

在感情上赵祯一生不能自主，而要一再违心地听从太后和大臣们的安排：皇后是国家的，不是皇帝的。

三

这一年大宋国已经立国63年。国家发展的疲态已渐显露，多年沉积的冗员、冗兵、冗费压得整个社会喘不过气来。做为第四代君主，赵祯站在了王朝兴废的分水岭上。

时代呼唤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带领国家走向发展的正途。

但赵祯并不是这样一个领导者。他本来是最没有希望做皇帝的皇子，他在当上皇帝的头十年也根本说的不算。

十年后，1033年的3月，刘太后驾崩，24岁的赵祯终于能够亲政。但他亲政后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是刚刚死去的刘太后并非他的生母，他的生母李妃（去世时才被册为妃）已经在一年前去世了。

得到消息的赵祯嚎啕大哭了几天几夜，他哭造物弄人：富有四海的至尊却终身得不到人世间最起码的人伦之爱；他哭人情冷漠：宫里宫外朝野上下人尽皆知的秘密，竟然就瞒住了他一个人。

赵祯终生沉浸在对母亲的哀悼之中，他甚至在自己舅母的葬礼上不顾体面地哭得死去活来，因为那是唯一还能跟母亲联系起来的亲情。

赵祯在能够做主之后做的第一个主就是废掉刘太后包办的郭皇后。废后的决定立即遭到满朝大臣的不满和抵制，大臣们无法容许皇帝轻易做出动摇社稷根本的决定。但赵祯第一次站在了整个文官集团的敌对面，倔强地没有后退一步。

四

事实上赵祯是一个性格随和到无可救药的人，他对任何事的态度都是无可无不可。

他亲自颁布的诏令会让官员毫不客气地退回来，他小心地和官员们商量却经常碰壁。他满口答应爱妃要为岳父谋一个官职，却在上朝时被当面驳回。

他脾气好到会下令释放写谋反信的人，说那人只是个“爱发牢骚的老秀才”。他吃饭吃出砂子也会默默地咽下去，因为怕说出来会有人受到重罚。

就是在这样的随和里，范仲淹、狄青、韩琦、晏殊、包拯、富弼、王安石、司马光这些中国最杰出的政治俊杰先后登上政坛，在史册上留下他们精彩的一笔。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这些文学巨匠也将以他们的旷世才华，照耀得这段历史熠熠生辉。

赵祯从来不是一个有为之君，在中华璨若星河的帝王榜上根本排不进他的名字。但如果把他执政的42年从历史的长卷上抹掉，整个中华文明史又会多么黯然失色!

后世有人评价赵祯说：这个人一无所长，唯一擅长的，就是当皇帝。

是，他开创了一段真正的盛世。一个王朝能够呈现的盛世景象，都在他的治下呈现了。

五

1023年，伟大的拜占庭帝国正走入巴西尔二世的暮年时期，即将与自己的黄金时代告别。而曾经辉煌一时的阿拉伯帝国此时业已气若游丝。英伦三岛尚处在北欧海盗的控制之下，刚刚皈依基督教的西欧在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的眼里仍是未开化之地。

所以大宋国的富庶、繁荣和文明程度，是当时世界其他地区无法理解和想象的。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给出这样的评价：“上一个1000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宋朝的首都是世界最先进繁荣的城市。”

赵祯时代的GDP较开国时期翻了6倍，人口超过盛唐时期，达到9000万。庆历年间政府征收的商业税超过2000万贯，达到中国古代商业史的峰值，此后中国任何一个时代的商业税都没有接近过这个数值。北宋文学家曾巩感叹：自古国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宋徽宗时期大臣陈师锡回忆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近代学者陈寅恪赞叹：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

赵祯的盛世当然不是全体人民安居乐业的人间乐土，它只是在当时的体制框架下我们今天能够设想到的最理想的发展状态。

1063年，统治了大宋国42年的赵祯病逝，消息传出，“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洛阳市民焚烧纸钱的烟雾遮蔽了天日。讣告传到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这样的爱戴之情在中国封建史上再未出现过。

赵祯没有子嗣，皇位传给了养子赵曙。后人将他的庙号定为“仁宗”。《宋史》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仁”是中国传统理政思想对君主提出的最高标准。

孔子说：仁，就是爱人。


六

中国的老百姓没有几个知道赵祯，但他们太熟悉“四帝仁宗”这个名字。

“四帝仁宗”和他的臣子们成为中国民间曲艺最喜闻乐见的人物：《狸猫换太子》、《打龙袍》、《包公案》、《狄青传》、《三侠五义》……在戏曲里，他的龙袍脱下被大臣们抽打以做为对皇帝的责罚，在中国历史上，也许只有宋仁宗的龙袍是老百姓扒得下来的。

而在今天的课本里，他那个时代的文字是被语文老师要求背诵最多的课文：《醉翁亭记》、《岳阳楼记》、《前赤壁赋》、《后赤壁赋》……

他柔弱、敏感、随和、没有主见。他一生没有做过，也没有想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小心恪守着“与士大夫共治”的执政原则，将一个帝王的谨慎与克制坚持到极致。

1023年的正月，14岁的赵祯胆怯地坐在“母亲”的身边，接受群臣奉上的“天圣”年号。在山呼万岁的朝贺声中，一个新时代正走进他辽阔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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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36年（宋仁宗景佑三年）

景祐党争的领头大哥，一方是范仲淹，一方是吕夷简。
此时吕夷简已为相多年，范仲淹也跻身馆阁有七八年了。锋利刚正的耿直BOY范仲淹和吕夷简时常开怼，这一年的朝堂上，范仲淹献《百官图》，怼吕夷简任人惟亲，简直可比西汉奸臣，吕夷简则怼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

被“荐引朋党”捅到了心窝子的宋仁宗，下诏把范仲淹贬出京城下放到饶州。范仲淹被贬以后，秘书丞余靖上书为范仲淹求情，被贬为筠州酒税。太子中允尹洙继续上书为范仲淹求请，也被贬为郢州酒税。
同时朝廷挂出大字报，下诏除了言官之外，群臣“不得越职言事”——无论你是站队吕夷简，还是站队范仲淹。
伶牙俐齿、才华爆棚的欧阳修遂以个人身份写了一封信痛骂站队吕夷简的言官高若讷，骂他不进谏、不尽责、“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这就是有名的《与高若讷书》。这封信转手就到了皇帝手里。欧阳修遂被贬为峡州夷陵县令。五月，欧阳修带着母夫人郑氏，自京师溯江而行去夷陵，经过浔阳江边时，感慨写下：白居易当年贬为江州司马，已经说是天涯飘零，可夷陵离这里，还远着三千里哪！
乐天曾谪此江边，已叹天涯涕泫然。
今日始知予罪大，夷陵此去更三千。
——欧阳修【琵琶亭】

如果说第一次的南北党争，表面上是帝党和后党之争，深层原因，大概是维护北宋皇室正统、坚持“南人不得为相”的北方士族，与新近崛起的、坚持不管是男是女是南是北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以国家发展为优先的南方新贵之间，无法沟通的裂痕。
而第二次的景祐党争，表面上是大臣中的范吕二人及其同党的争端，实际上随着宋仁宗不断地推行文人参政，已有了治理国家到底是“君权惟上”还是“君臣共治”的意味。
几年以后，吕夷简去世，宋仁宗又将这些被贬的大臣召回，并推动了“庆历新政”——也不妨说，“庆历新政”是景祐党争所催发。

公元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

是年，由范仲淹领头，富弼、韩琦、杜衍推行参与，欧阳修、蔡襄、石介、苏舜钦等支持辅助的变法行动，就是北宋历史上第一次改革“庆历新政”，它比后来的“熙宁变法”，早了整整二十六年。但由于宋仁宗始终在“君权惟上”还是“君臣共治”之间摇摆不定，改革最后没有成功。
初步入官场的王安石有幸目睹了这一切。

这年，他22岁，刚以第四名的好成绩考中进士，并写下《读镇南邸报癸未四月作》：
赐诏宽言路，登贤壮陛廉。
相期正在治，素定不烦占。
众喜夔龙盛，予虞终灌憸。
太平谈可致，天意慎猜嫌。
——王安石《读镇南邸报癸未四月作》
他预见到了庆历新政的完结。
北宋朝昙花一现的文人政治随着庆历士人的贬谪，悄然隐退，别生根芽，在二十多年以后演变成东风压倒西风、西风压倒东风的文人党争，将无数名人卷进党争大潮，比如苏家兄弟，比如黄庭坚。
这场影响巨大的文人党争，被称为“新旧党争”，绵延几近四十年。两方阵营里，一方大哥是司马光，一方大哥是王安石。
“新旧党争”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的过程密不可分，所以，我们要继续说说王安石这个人。

公元1046年（宋仁宗庆历六年）

庆政新政三年后，26岁的王安石自临川赴京，逐渐走上仕途。这年秋天河北旱灾，王安石东出汴河巡视旱情，为民间的贫苦所震憾，立下“宁可万世骂名，也要矫俗变法”的决心。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
老小相依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
悲愁天地白日昏，路旁过者无颜色。
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王安石【河北民】
此后十数年，王安石数次给仁宗皇帝和英宗皇帝递折子，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以强国强民，但仁宗和英宗都只是口头上嘉奖没有任何反应，直到英宗的儿子、久慕王安石之名的神宗继位，王安石的改革才提上日程，因为那一年的年号是熙宁，故称为“熙宁变法”。

公元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

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又拜他为相，以表示神宗将全力支持变法理念。波澜壮阔的熙宁变法就此拉开序幕。

但法令颁行不足一年，拥护变法与反对变法的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和斗争，当年拥护庆历新政的老臣韩琦、富弼、文彦博和司马光、吕公著（吕夷简之子）、苏轼兄弟等人都以“扰民和谋利”为由成为反对派，王安石为了加速变法，把反对派基本都外贬出京，全部新换上赞同新法的官吏，巧合的是，王安石重用的章惇、吕惠卿、蔡确、曾布，和他的女婿蔡卞及其哥哥蔡京都是南方人，反对变法的一派基本都是北方人，这似乎又是一场“南北之争”。
随着变法的深入，朝廷大臣裂分为支持变法的新党与反对变法的旧党，让王安石始料未及的是，新旧党争后来成为意气之争，绵延竟达数十年。
在以后新旧党争引发的事件里，最为世人所知的是苏轼的“乌台诗案”——御史台官吏在苏东坡的诗集里摘抄出有影射变法嫌疑的句子十数例，差点送了苏轼的命。吊诡的是，后来上书求情、把苏轼从生死边缘救回来的，有不少是新党，比如王安石和章惇，而旧党中人除了苏轼的数位好友，其余人并未积极营救他。
乌台诗案后，苏轼贬谪黄州，也就在黄州时期，苏轼华丽转身，凭着前后《苏壁赋》和《念奴娇 赤壁怀古》，从少年天才转变为千古留名的东坡先生。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 苏轼【念奴娇 赤壁怀古】

可惜熙宁变法和新旧党争未能华丽转身，在今后几十年的日子里，政令反反覆覆，缠斗绵延不绝，皇帝和太后的轮流加入使得党争完全失控。

公元1085年（宋神宗元丰八年）

神宗崩，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几乎全被废掉，同时，旧党纷纷被召回朝中担当重任，而新党则被贬到荒僻的各处——旧党对新党的严酷打击在后来会显示出报复性后果。

公元1094年（宋哲宗绍圣元年）

高太后薨后，宋哲宗亲政，改年号为绍圣元年。许是心中存有对父亲神宗敢变祖宗法的祟敬，又或是高太后听政时期哲宗被旧党们过分冷落，哲宗一亲政就把那些旧党大臣驱逐到天边，极力重用新党，并逐一恢复新法。章惇、曾布、蔡京、蔡卞兄弟都回到了朝堂，并对旧党进行报复性打击，吕大防、苏辙等人都被发配到岭南，苏轼被贬到海南，秦观贬居郴州、横州，黄庭坚贬居黔州、戎州，俱是从前新党被贬的荒凉之地。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宋哲宗七年后去世。
陆续被召回的新党里，就有周邦彦。28岁时，周邦彦曾因向宋神宗献《汴京赋》歌颂新法而大获赏识，从太学诸生直升为太学正，之后元祐年间新党失势，他被贬到庐州、荆州等处，如今新党得势，他重回汴京，访邻寻里，却发现那些年志同道合、热血改革的青春一去不回，剩下的只有勾心斗角的党争。
章台路。还见褪粉梅梢，试花桃树。愔愔坊陌人家，定巢燕子，归来旧处。 黯凝伫。因念个人痴小，乍窥门户。侵晨浅约宫黄，障风映袖，盈盈笑语。
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吟笺赋笔，犹记燕台句。知谁伴、名园露饮，东城闲步。事与孤鸿去。探春尽是，伤离意绪。官柳低金缕。归骑晚、纤纤池塘飞雨。断肠院落，一帘风絮。
——周邦彦【瑞龙吟  大石春景】
汴京城再不是熙宁年间“总把新桃换旧符”、让人热血沸腾的改革圣地了。

公元1100年（宋哲宗元符三年）

哲宗崩，其弟徽宗即位。向太后临朝听政。又一次的，新党失势，旧党得势，韩琦的儿子韩忠彦被召回朝中做宰相。秦观、苏轼也被召回，但秦观死于召回路上，苏轼死于一年后。

公元1101年（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

哲宗崩后一年，向太后亦薨逝，宋徽宗全面亲政，为了调和历史积累下来的元祐派（旧党）和绍圣派（新党）的矛盾，平息两派之间的“朋党”之争，徽宗决定折中兼容“元祐”与“绍圣”的施政方针，同时，决意起用变法心志坚决的蔡京来恢复熙宁新法。

公元1102年（宋徽宗祟宁元年）

蔡京为相后，新党再掌权，旧党再失势。算来，这已是第五轮的反覆了！
这次蔡京做了个彻底，两次把旧党刻上石碑——《元祐党人碑》，公示天下，最后把反对他的人也刻入石碑。《元祐党人碑》立起来了——开始是119人，列出的是“所有在元祐朝名列贬谪之籍而在元符末年恢复官职不当的人”，后来牵连到309人。在这块碑上，司马光、苏轼、秦观分别领衔宰臣第一名、待制以上官员第一名、余官第一名。
九月，徽宗御书立碑，十月，晁补之罢官归里，他索性自号归来子，在山东巨野的东皋老家修葺归来园，种杨柳、耕地、喝酒，过起陶渊明式的隐士生活。

买陂塘、旋栽杨柳，依稀淮岸江浦。东皋嘉雨新痕涨，沙觜鹭来鸥聚。堪爱处。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无人独舞。任翠幄张天，柔茵藉地，酒尽未能去。
青绫被，莫忆金闺故步。儒冠曾把身误。弓刀千骑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君试觑。满青镜、星星鬓影今如许。功名浪语。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
——晁补之【摸鱼儿  东皋寓居】

公元1104年（宋徽宗祟宁三年）

是年宋徽宗再下禁令：元祐党人子弟不得在京居住，——即使节日也不许党人子弟擅自回京。身为元佑党人李格非的女儿，李清照虽然已和赵明诚结婚三年，且公公赵挺之也是高官，却还是被迫遣离京城，回到原籍明水居住。
这年重阳，孤身在外的李清照给赵明诚寄了一首词，述说伶仃之苦。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李清照【醉花阴】
再后来，宋徽宗发布了一系列赦令。
之后数年，朝中不再有大的反覆，直到二十余年后，金兵攻破汴京，靖康之乱爆发。
也许是宋徽宗对旧党的一系列赦令缓和了两党之争，也许是北宋随着徽宗朝的结束而结束（虽有钦宗朝，不足为一朝），总之，《元祐党人碑》算是彻底终结了北宋的第三次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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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刘洋点赞。热爱历史的人都很有头脑。

最近，电视剧《清平乐》的火爆，让一个皇帝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他几乎是第一次以主角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在以往，人们更喜欢看开疆拓土的秦皇汉武，更喜欢看从无到有打下偌大江山的开国君主们，又或者，是讲述后宫勾心斗角的清宫戏。

他不一样。他一生没有离开过京城，没有留下什么大明湖畔的风流传说；他不但没能收复燕云，反倒是让李元昊立国，形成了宋辽西夏三足鼎立之势。

看起来，他就是活该在人们的心中默默无名。

不过，“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做一个守成之主本就不是易事，他却做到了。

他的朝代，史家竟认为足以超越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亦带领宋朝踏上了华夏文明的巅峰。

包拯评价说，“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汉，未有若今之盛者”。

他是谁？



他就是宋仁宗赵祯，历史上第一位获谥号“仁”的皇帝，也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皇帝。

同时，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成年人的生活智慧。


我们的童年，往往处在父母的绝对掌控之中。

赵祯也一样。他的生的前二十三年，一直处在一个女人的控制之下。

她是刘娥，宋真宗最宠爱的女人，赵祯名义上的母亲，差点成为第二个武则天的章献明肃皇后。

赵祯的出生，或许就出自刘娥的谋划。

当时的刘娥，出身低微，真宗想将其册封为皇后，却一直被群臣反对。

刘娥想到了一个办法。她让自己的宫女李氏，为真宗侍寝，最终成功地生下了赵祯。

真宗膝下曾有五子，但都不幸早夭。赵祯顺利降生，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帝国唯一的继承人。

刘娥，则是将李氏送出宫，抱养了赵祯，成为大宋的皇后。

终其一生，赵祯都没能再与生母相见。

生而为棋的赵祯，注定要被刘娥掌控自己的命运。

公元1023年，真宗驾崩，太子赵祯即位，刘娥则奉遗诏“垂帘听政”，成为帝国实际的掌控者。


彼时的赵祯，名为天子，但也只是个十三岁的孩子，一切只能听从刘娥安排。

十五岁的时候，天子选后。赵祯看上了富商之女王氏，刘娥以“妖艳太甚，恐不利于少主为由”为由拒绝，最后竟将王氏许配给了自己的侄子。

赵祯又相中了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刘娥也没有同意，原因是张氏是将门之后，或有外戚干政的危险。

最后，刘娥自作主张，选定了故中书令郭崇的孙女郭氏。

当时的宋代平民，都还有相亲的自由。身为天子，却不能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人。

赵祯对这一切，无能为力。

选妃，是赵祯前二十三年里最为外人所知的一件事。

此外的时间，他便在刘娥的安排下读书，开一半大臣都请假不来的朝会，碰上天灾便下罪己诏。

要知道深宫之中，权力便代表一切，没有权力的人，注定身不由己。



公元1033年，赵祯二十三岁，刘娥去世，赵祯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皇帝。

笼罩了二十三年的阴影一朝消失，赵祯好像看到了新的天地，他终于可以摆脱作为棋子的命运了。

亲政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废后，那个被刘娥钦定的郭皇后。

起因其实理直气壮。

刘娥离开后，赵祯终于可以宠幸自己喜欢的人，这次是尚、杨两位美人。

尚美人知道赵祯并不喜欢皇后。

有一天，她甚至在郭皇后面前出言不逊。郭皇后也生气了，伸手便要一个耳光打过去。

没有人能想到的是，赵祯竟然出来挡住了这一巴掌。堂堂天子的颈上，一下子有了几个清晰可见的指痕。

仁宗打算借机废后。



古时，皇后乃天下之母，轻易不得废。大宋的士大夫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乱命”。

谏官们由御史中丞孔道辅和右司谏范仲淹带领着，赶到了皇帝办公的垂拱殿门口。

见内侍们匆忙关了门，孔道辅干脆抓着门环大喊：皇后被废，官家却不愿意听谏官们的一句话！

事情越闹越大，但最后，皇帝如愿以偿地赢了。

赵祯连夜下诏，把带头的孔道辅、范仲淹等人都调到了州郡当官，顶着谏官们的怒火，下诏废后。

这是赵祯的正名之战，他要向世人宣告，他才是当今的天子，没有人可以阻止天子之怒。

刚刚脱开牢笼的赵祯也体验到了当皇帝的快乐——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没有人可以阻止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



但很快，赵祯就知道，自己天真了。

相传，宋太祖赵匡胤为子孙立下了一块石碑，上书三个誓言，其中一个便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无论是否有此石碑，北宋士大夫的地位，确实为历代之最。这也造成了，官员们根本不怕死，大不了就是贬职嘛。

于是，在天子要宣示权力的同时，士大夫们也要不惜一切证明自己的价值。

机会很快来了。

亲政两年后，二十五岁的仁宗大病了一场，太医诊断结果是纵欲过度。

原来，废后成功之后，无人管束的赵祯终于可以与尚、杨两美人享受鱼水之欢了。早年饱受压抑的他，如今食髓知味，不知收敛。

凡是被压抑的，总会卷土重来，这是人类不变的真理。


赵祯的病情传出，群臣纷纷上谏。

待病在床的赵祯，也想像上次一样，把上谏的人全部贬官。但当他环顾四周，却发现无论宫里宫外，竟没有一个支持自己的人。

难道真的要当一个孤家寡人？他不得不屈服了。

尚、杨被连夜送出宫，连带着其她一些宫女也被遣散出宫，赵祯甚至还下诏解释说“绝无溺惑之意”。

一个君王，被逼到如此份上，也是没谁了。

要知道，皇帝与百官的关系其实也一样——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但这还没完，臣子们又上书让赵祯聘立皇后了，原因是“国不可一日无母”。

不知道赵祯看到这个折子的时候，心里会不会想，“十年前是大娘娘为我选后，这次总是轮到我自己选了吧”。

可惜，这是痴人说梦。

赵祯看上了商人之女陈氏，却遭到了谏官们极力反对。原因是，赵祯早前送二美人出宫时下的诏书中，便说了要“当求德阀，以称坤仪”，商人之女称不上德阀。

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赵祯感觉真的很痛。

无可奈何之下，赵祯只得选了开国大将曹彬的孙女为皇后，群臣才消停下来。

此时的赵祯才认识到，原来当皇帝，也不是为所欲为的。

戏剧家曹禺说过，“人总是在限制中求得自由，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


刚离开了刘娥的牢笼，又掉入了群臣的牢笼，赵祯的意气风发遭到当头一棒，他开始觉得意兴阑珊。他打算找点新的乐子。

景祐元年八月，龙图阁侍制燕肃上书称，太常寺编钟、磬因年岁深远，有所损坏，恳请“添修抽换”。

赵祯的兴趣来了。

赵祯本人，虽然不如后代宋徽宗一般书画精通有才名，但对音乐也颇有天分，史书记载他“洞晓音律”，还常常作曲给宫中的教坊用。

但乐分雅俗，君王沉溺声色只会被认为是昏庸，赵祯平时也不敢过多表现。这一次，赵祯有了光明正大去“玩音乐”的理由。

他批准了燕肃的建议，又任命礼官宋祁与燕肃一同负责此事。而他自己，则多次推动在朝堂之上讨论礼乐问题，又亲自监督项目进度。

景祐年间，礼乐问题，也因此成为在朝堂上被讨论得最多的议题之一，史称“景祐议乐”。

此时的赵祯，像极了逃避现实时的我们。


不过，谏官们又不乐意了。

过去的这一年，赵祯将往常的单日视朝取消，一年中竟没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上朝议政。哪怕视朝，也经常是不够一个小时就匆匆散朝。

谏官们表示，皇帝不可太过专权，但亦不能垂拱而治。

如果我是赵祯，或许我会气得问一句：当初不让我掌权的是你们，现在你们又嫌弃我偷懒啦？

不过赵祯没有，他竟然想通了。

他迅速地把在废后之事中被贬职的孔道辅和范仲淹都召回了京城，一个封为龙图阁直学士，一个为天章阁侍制。这两个官职，均为皇帝的顾问，百官以得此为荣。

从此以往，赵祯便像开了窍一般，找到了与朝臣们的相处方式，成为真正的“仁宗皇帝”。

《左传》里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普通人尚且如此，赵祯的改变则更为难得。这一改变，也影响了往后的三十年。


此后的赵祯，并非没有过挫折。

西夏自立，两国大战；庆历推行新政，却又遭反扑；广南有变，边境不安......在最后的三十年皇帝生涯中，他遇到的挑战数不胜数。

但他终究都接了下来。史书称其“恭俭仁恕”，赞扬他的统治为宋朝三百年基业种下了根基，有诗记曰“四十二年如梦觉”。

这是赵祯建立的“仁宗盛治”。

看书看到赵祯的一个故事，让我十分感动。

有一夜，赵祯在宫中听见“丝竹歌笑之声”，便问宫人是何处在作乐。宫人回答说，是民间的酒楼在作乐，还说了一句“官家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赵祯的回复竟是：“汝知否？我因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

这番话，或能反映当初赵祯的心理活动。

他知道，天子名为一国之君，但却必须事事受限，方能让这个帝国顺利地运转。


为内外安宁，他要立不喜欢的人为皇后；为君臣互信，他不杀士大夫不兴文字狱；为天下太平，他一生困守宫城之中。

在我看来，此时的赵祯，才彻底摆脱了刘娥的阴影，成为掌控自己命运的人。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写下了这句话：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

这是赵祯的写照。他是最自由的人，但生而为棋的他也是束缚最多的那个人。

他一生都没有摆脱掉束缚，但他终究是自由了。

他选择与束缚和解。他明白，束缚永远存在，决定你人生的，是你看待束缚的方式。

正如我们，父母、爱人、儿女、友人，这是来自人的束缚；道德伦理、法律制度，这是来自社会的束缚。

人活一世，怎么可能摆脱得了这些束缚呢？

成年人最高明的生活智慧，就是学会与束缚达成和解，找到两者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要知道，你越恨，就越束缚；你越爱，就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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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长。有文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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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是一个商品经济较汉唐更为繁荣的朝代，当然，“钱荒”更加严重。北宋的四川是铁钱流通的地区，由于铁的价值远低于铜，同样的购物，所需携带的铁钱就更加沉重。于是，民间发明了可以兑现铁钱的纸币。在审理了几件民间纸币无法兑现铁钱的官司后，官府发现了纸币的好处。公元1023年，北宋在四川设立益州交子务，专门印制纸币“交子”。交子原先仅在四川使用，后逐步扩大到全国。南宋时期又改称为“会子”，由户部（即财政部）专管。

        既然货币发行是由户部掌管，那么，发行多少就看财政的需要了。于是，纸币的发明虽然立马解决了“钱荒”问题，但又带来了一个新问题：滥发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在北宋发行交子的早期，规定每三年发一次（称作“一界”），以新交子收回老交子。后来遇到财政困难（如王安石变法致使经济凋敝时期），加上与金的战争，官府发了新交子也不收回老交子。南宋时期也是如此，为了应对战争需要，大肆发行会子。当然，官府偶尔也会表示对通胀问题的关心，告诉民间将会用金银收购纸币，这种类似于现在央行正回购的做法被称作“称提”。但是，从来都是“称提无策”，直到丞相陆秀夫背着最后一任小皇帝在崖山跳海。

        短命的元朝继承并且发扬光大了宋朝的纸币制度。元朝规定：第一，禁止金银流通；第二，户部专管，以金银为本，发行纸币——中统元宝交钞；第三，一切赋税都可以用纸币缴纳。明朝建立后不久，即于公元1374年设立宝钞提举司，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同时禁止金银流通。1375年，宝钞1贯相当于1000文的铜钱，但随后很快贬值，至1432年（第二年郑和七下西洋归来）1贯宝钞只能换5文铜钱。由于纸币的滥发，民间开始拒绝使用。正好从此时起，海外的白银开始涌入，民间喜欢，官府也顺水推舟，明朝转向了事实上的白银本位。

        纸币制度在宋朝维持了200多年，在短命的元朝也有几十年时间，而在长达270多年的明朝，开国仅60多年就无法稳定币值，这当然与财政开支有关。除了诸如征服安南（越南）的战争开支外，耗资巨大的郑和七下西洋（公元1405-1433年）恰恰发生于大明宝钞急速贬值时期。

        按理说，七下西洋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应该带来贸易和经济繁荣，然后自然是财政收入的增长。但是，明成祖朱棣只想着让郑和去宣扬皇帝的威德（有一说法是让郑和去寻找被他赶下台的建文帝），并非去搞贸易，因为明朝本来就一直实行严格的禁海政策。在没有任何经济利益的情况下，除了花巨资造船之外，还要给亚非拉的小伙伴们准备各种礼物，以至于明朝财政“支费浩繁，库藏为虚”。后世看来，在禁海政策之下，看起来云帆蔽日的皇家舰队实则是孤帆远影，后面并无跟随的民间商船。

        郑和下西洋不仅导致了明朝纸币制度瓦解，而且，还间接地资助了西欧的大航海和后来在全球的称霸。欧洲学者也承认，如果没有近代早期中国向以白银为基础的社会转变，就不会有西欧列强的崛起。试想，如果中国人一直用自己的纸币，后来西欧人辛辛苦苦从美洲弄来的白银怎么会有人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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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全看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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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能写了，才华横溢，妙笔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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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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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开始玩养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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