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跟卑怯者科普“什么才是真爱国”，他们其实最不在乎这个

熹微 · 发表于 2022-8-19 16:20:35

鲁迅有个朋友叫徐炳昶、字旭生，有一次跟鲁迅探讨中国人的“中庸”问题。
徐炳昶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问题，在于太“中庸”了，太“驯服”了。凡事都是和稀泥，不肯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不敢捍卫自己的利益。
当时鲁迅当时就打断他，反驳说：旭生，你这话说得不对！
你看到的中国人的中庸、驯服，那只是表象。很多人的“中庸”，只肯赋予比自己强的人，不肯正面冲突，是因怕显出自己弱，遭强者报复，所以要强装出“中庸”和“驯服”的样子来。
而面对比自己弱小的人，他们才不“中庸”呢！因为对方毫无还手之力，他会最急于的亮明自己的立场，并把这些非常极端的立场强加在对方头上，对方言行举止只要少不如其意，他们不吝于对那弱者施以最苛酷的刑罚。以此发泄心中的戾气，并显示自己与强者或众人站在同一立场上。
于是鲁迅写了一篇文章，叫《忽然想到》，文中就总结说：“可惜，中国人但会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偶能显凶兽之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我主要想谈谈苏州和服案中的法律问题——在我国法律没有定性穿和服违法的情况下，警察以寻衅滋事逮捕那名女孩，这种行为到底有没有合法性。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那个女孩穿和服有错，那么苏州这条存在了多年的日风街，是不是更有错呢？如果女孩穿和服算“寻衅滋事”，那么开日风街算不算“钓鱼执法”？
这个问题，细一琢磨还真是这么回事。那些看见人家女孩穿和服就要举报的人，他们走在苏州那条日风街上，看见满街的日风商店，甚至听到店员用日语待客，为什么不愤怒？为什么不举报？
这些常年经营的日式店铺和那些日语熟练、与在华居住的日本人日常接触的店员，岂不是比一个穿和服的小姑娘更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么？
想了想，唯一的原因，无外乎就是一个“怂”字而已。
本来，由于位居改革开放桥头堡的长三角地区。苏州就有很多日资企业，居住了不少在中国工作的日本人，久而久之这里就开了不少正宗日本料理。当地政府觉得既然这里日料多，顺水推舟，1994年在这搞了个全长520米的日本风情街。2010年底，这条日风街还被评为“国家级著名和特色商业街区”。
简而言之，就是苏州的这条日风街，是获得了当地政府和国家的背书的。极端者们如果真敢找这条街上的店家麻烦，质问“国仇家恨如此，你们怎么敢开日料店？马上关了！否则我们砸店！”——那样的话，会因为寻衅滋事罪被逮捕的，怕就不是那小姑娘，而是他们了。
所以这帮人很清楚，面对受法律保护、正常营业多年的日风街执行他们的“高标准、严要求”，那是容易把抓进局子的，搞不了。
可是对于一个穿和服在这条街上走的女孩，这样的标准却可以执行，因为他们很清楚，责难这样一个女孩，是不会遭到任何反击的。对方就是一介女子，打架吧，又打不过他们，讲理吧，他们又站着“民族大义”的道德制高点。女孩对他们来说是完全的弱者，所以他们尽可以拿出最极端、最严苛的标准，质问对方“你是中国人吗？是中国人就不能穿和服！”
这就像阿Q跟小尼姑找茬，问她跟和尚是不是有一腿？——当然，阿Q对佛门的清规戒律半点维护之心都没有。但又能怎么办呢？未庄里，甭说赵四爷和假洋鬼子，王胡、小D他也一个都打不过，不苛责小尼姑？那他的“精神胜利法”又何以立足呢？
所以，强弱，势也。勇怯，形也。不要问这帮人到底是中庸还是极端，是懂法还是不懂法，是真爱国还是假爱国？这些概念对他们来说其实都是不存在的。
他们就是一帮看人下菜碟的家伙，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在免费的时候才是慷慨的，在浅薄的时候才是动情的，在愚蠢的时候才是真诚。对能够拿捏他们生死的强者非常温和、宽容、隐忍，人家说啥是啥。而对毫无反抗之力的弱者，他们又变得极为极端，对方稍不随他意之处，轻则破口大骂，重则直接上手扒衣。
说起来，这几年，女孩因为穿和服被围攻的事情，似乎挺频发的。我想起我大学刚毕业那会儿，某些“爱国青年”的主要行为还不是这个，而是打砸个日系车、抵制某国连锁店什么的。这种行为一度闹得很凶，那会儿买车，很多人都不敢买日系的，就是怕中日再出个什么纠纷，自己的爱车被谁偷偷划上两刀。
可是后来，突然出了个西安U型锁事件，主犯蔡洋以寻衅滋事罪和故意伤害罪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愤青们这才惊觉，原来砸车这种行为国家法律是要管的！
于是这个“砸车爱国”的流派很迅速就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愤青们“爱国”的主战场灵活的“转进”到了国内个别不开面的女生们穿的和服上，日系车主们再也没有什么性命与财产之忧了。
同样的，你看反日这几年虽然在网上闹的这么凶。但基本上仅限于折腾中国自己人。日本在华工作生活的人也不少，我们却很少看到日本侨民受到威胁的报道。那天在日风街被揪住的女孩，如果她真是个日本人，我估计也就没这一出了。
为什么呢？因为愤青们也知道，日侨是“真洋鬼子”，找他们的茬是会闹出国际纠纷的，影响大了法律会严肃惩处。所以他们就果断无视了这个真的能向日本传达态度的选项。
所以我有点明白了，我跟这帮人谈什么法制、宽容之类的概念，其实纯属多余，因为这帮人的问题其实不在于不懂法或是不宽容，更不在于“过分爱国”或者“极端”。
如鲁迅所批判的，这些不过是假面具。
如王小波所讽刺的，他们不过是在借爱国的名义“借酒撒疯”。
这些人的真正问题，在于卑怯。在于总对能拿捏自己的强者就百依百顺、屁都不敢放一个，而对无力反抗的弱者则坚持说一不二、执行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少不如其意，立刻喊打喊杀。
在这种人生态度中，其实没有宽容或狭隘，极端或中庸这些概念，更不存在“爱国”的这么崇高的理念的生存空间。唯一存在的，只有在慕强与凌弱、在最没意见的“中庸”和最有意见的“激进”、在“谁敢惹我”与“谁敢惹咱俩”之间的无缝切换。
结尾，我想再引鲁迅先生的两段话：
“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枪炮。但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即纵有枪炮，也只能杀戮无枪炮者，倘敌手也有，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这时候才见真强弱。”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甚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是的，一个国家，能否真正的强国强民，固然在能否有枪炮，但更在于国民是勇直还是卑怯，是遇强则强，在别人侵犯自身或同胞合法利益时，敢无畏强横、挺身抗暴，还是只是遇强则弱，遇弱则强，对着无力反抗者高声呼喊，对着能拿捏自己者大气不敢喘一声？
一群只敢对着毫无还手之力的妇孺表演自己极端“爱国”情绪的人，真到了国家危难的时候，他们又能否靠得住呢？还是一见更强者来临，就又顺势跪了一地？
对此，我总是很疑心、更很担忧的。
我想，民族之崛起，国家之富强，终不能寄望于那些只“对羊显凶兽之相”的卑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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