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打吉安”这一年的藤桥村

“九打吉安”这一年的藤桥

吉州区兴桥镇藤桥村建村于古代吉州通袁州大道旁，位于今吉安城区西北官溪水库上游，距城区15千米。是吉州城郊一个著名的文化古村，2016年11月由国务院住建部公布为第四批国家传统村落。在清朝中后期，藤桥村属庐陵县坊廓乡六十五都。辛亥革命后成立中华民国，1914年庐陵县改名为吉安县，藤桥村属吉安县一区培模乡，乡公所驻在现长塘镇培模村。

1926年9月24日，从广东出发的北伐革命第二军谭道源师赶走了北洋军阀蒋镇臣部，占领了吉安城。共产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周庭藩被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留下来任吉安县县长。周县长依靠罗石冰任书记的中共吉安特支和国共合作建立的国民党吉安县党部，大力推进吉安县的工农群众运动，到当年冬天就建立了八个区的农民协会，“打倒列强除军阀”、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响彻城市乡村。在区、乡农民协会推动下，藤桥村农民协会成立了，40岁的贫农刘佳章被推选为村农协主席。刘佳章带领农民将村中福神祠的三尊菩萨和家家户户供奉的小木雕菩萨集中在祠堂前架火烧掉了。1927 年，吉安发生“八·六”反革命事变后，乡村的农民协会也垮掉了，但却为三年后“九打吉安”期间恢复农民协会，建立村苏维埃政府，从思想上、组织上打下了基础。

1928年农历正月初八，中共赣西特委和延福区党总支组织领导了延福暴动，开始创建延福革命根据地。根据地不断向四周县、区扩展。1929年上半年中共儒行区委成立，儒行区农协、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藤桥村西北面的桐坪、龙冈、固江，东面的长塘、周坑等地都有党组织在活动并恢复了农民协会。在桐坪成立的儒行区游击队于“一打吉安”期间一天晚上来藤桥村捉“财神”刘孟枝，后没有放回。各区、乡农民协会和苏维埃政府按照特委要求，每区组织一个赤卫队、少年队纵队、每个纵队要达到5000人左右。

儿童团村头站岗

1929年冬天，藤桥村先是恢复了村农民协会，刘佳章任会长。不久又在坊廓区和培模乡苏政府指导下成立了村苏维埃政府，19岁的青年农民刘报元任村苏政府主席，带领村中贫苦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和分田斗争，并组织青、壮年参加乡赤卫队组织儿童团昼夜站岗放哨、查路条。村苏维埃政府在村东南大路边的总祠崇德堂里外都安排了明、暗两个哨位。明的哨位由12岁以上的儿童团员担任，在崇德堂祠堂外大路上，时刻眺望观察东南冻溪村方向，提防靖卫团进村捉人，暗哨由成年人的赤卫队员和农协会员担任，设在祠堂里面，既要检查祠堂外放明哨的儿童团员有否缺岗打瞌睡，又要协助儿童团员处理放哨路条遇到的问题。笔者父亲刘初元当年年仅13岁，是一名儿童团员，有一次放哨瞌睡了几分钟，结果暗哨查到，就被负责的成年赤卫队员按在祠堂板凳上用竹片打屁股5下以示惩戒。“九打吉安”期间、处在红区与自区交界处的藤桥村安全形势十分紧张，所以必须严格执行放哨制度。

1930年2月下旬大批国民党反动军扑向吉安北路报复，滇军全汉鼎一个旅驻扎在延福根据地阜田街，周边六县的土豪劣绅在阜田街成立了以胡厚基为首的“六县清乡剿匪办事处”，以桐坪罗家村人罗子南为首的吉安县靖卫团近百人在藤桥东北方向的大村庄都昌村设立据点，不断来藤桥及周边村骚扰，强迫各村“反水”，成立守望队。藤桥村西边邻村水南、菰塘都属儒行区管辖，水南村的反动分子欧阳清泰出任守望队长，多次带靖卫团来藤桥骚扰，村农协、村苏维埃负责人和骨干在三、四月份里经常东躲西藏。1930年“五·一”前后藤桥村苏主席刘报元在推销红军公债时曾遇到来藤桥走亲戚的欧阳清泰，俩人发生激烈争吵，欧阳清泰在逃回水南村前指着刘报元说：“你等着瞧。”

为了进一步坚定攻下吉安信心，掀起攻打吉安高潮，北路行委书记郭承禄在塘东街召开了北路六县、区会议，赣西南特委代表陈正人出席会议，会议除决定集中北路各县枪支和精勇游击队员成立北路独立团外，还按特委布置，要求各县和直属的延福、儒行、坊廓三区分别组建红军独立团。此时，藤桥村赤卫队员刘镇顺在已任红军游击队班长的妻弟田兰瑞教育影响下，毅然报名参加坊廓区红军独立团，投入了第八、第九次攻打吉安的战斗。由于坊廓独立团很长时间驻扎在螺子山周边，所以当时人们又称呼为“螺子山独立团”。刘镇顺肩扛梭镖跟随独立团协助红军大部队于10月4日攻下吉安，10月7日参加了在吉安中山场召开的庆祝大会，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袖。红军撤离吉安前夕，刘镇顺因脚伤独立团批准他回家养好伤再来。

1930年11月18日，占领吉安45天的红军撤向河东准备反击蒋介石对赣西南及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围剿”。吉安县保卫团团长罗子南跟随国民党军罗霖七十七师回到吉安，又回到桐坪，重新建立了反动的区公所、乡公所。红军撤退后不久，当年冬天的一天，结婚仅一个月的藤桥村苏维埃主席刘报元正在帮堂叔刘泉枝家挑牛粪，突然发现反动的守望队长欧阳清泰拿着枪来了，刘泉枝正在牛栏里挖牛粪，见状赶忙上前招呼欧阳清泰，并示意刘报元赶紧从后门逃走。刘报元走到后门被一拿大刀的兵丁拦住， 仔细一看是北边邻村水口村的在桐坪乡公所当乡丁的贺坤仕，两个反动分子用带来的绳索将刘报元双手捆住，欺骗刘泉枝及闻讯赶来的刘报元妻子王香姑说：“带他到桐坪区公所去说清问题。”随即由贺坤仕手执马刀牵者被绳缚住双手的刘报元走前头，欧阳清泰拿枪走后面顶着刘报元，不断催促“快走”，沿村后天华庙大路往桐坪方向押去。刘报元知道今日落到穷凶极恶的反动分子手里，作好牺牲准备，年轻的村苏维埃主席一路叫骂这两个反动家伙，“你们坏事做绝没有好下场。” 走到离桐坪还有三华里的谢陂头村后山上，刘报元就被这两个坏强用大刀劈死了。

1949年7月，吉安解放了，在随后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残杀刘报元的两个坏蛋被藤桥村翻了身的农民向人民政府举报出来，随即被县公安局捕捉收押。狡猾的贺坤仕将主要责任推给欧阳清泰，1950年欧阳清泰被枪决，刘报元20年的血仇得报了。不久，刘报元被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认定为革命烈士，他的英名被刻在吉安县烈士纪念馆和将军公园烈士墙上，记载在《吉安县志》《吉州区志》烈士名册上。今天的藤桥村人每当看到他的英名，就仿佛又看到了19岁的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在“九打吉安”期间为革命奔走的身影，刘报元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来源：吉州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九打吉安征文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