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格子往事（文/刘向东）

爬格子往事（文/刘向东）

1987年底，我从吉安县委办公室调到吉安地区老区建设办公室担任秘书科科长，这一干就是七年。在这七年里，最值得我回忆最让我感到欣慰和自豪的，恐怕要算爬格子那点儿事吧。在那些精力充沛思想活跃的岁月里，我的确写过不少文章，从而也发挥过一些作用。

就从两篇报告文学说起吧！

话说永新县境内有一个全国最大的鸡毛加工基地，它落地在文竹乡。文竹乡有一个小青年，他的名字叫彭富林，此人跟鸡毛加工”这四个字有着不解之缘。1990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到文竹乡采访了彭富林。此时的彭富林已是文竹鸡毛加工厂厂长，也是永新县政协委员。

采访开始。下面是彭富林对我说的话。

1963年，我在这块贫脊的土地上降生，父亲企盼富裕生活降临，给我取了这么个名字，叫富林。我们这个村叫石枧村，是个贫困村，人均只有4分耕地，而且易涝易旱。1983年以前，人均收入不足100元。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残疾妹妹，一付沉重的家庭生活担子就这样压在了父母亲的肩上。1984年，我从文竹中学毕业，回到家里。此时正赶上改革开放，我感觉到摆脱贫困的机遇来到了。

从哪里着手呢？根据我们村的特点，我首先想到鸡毛。说起鸡毛，有一个问题老是在我的头脑里萦绕：为什么浙江义乌人总跑到我们这里来抢收鸡毛？我们村虽然有收鸡毛的传统习惯，但从来就是替供销部门搞废品回收。我对浙江人千里迢迢来收鸡毛这件事产生了兴趣，我决定揭开这个“谜”。

1984年下半年，我在一位从浙江义乌跑来收鸡毛的朋友的引导下，带上100斤“三把毛”（所谓三把毛，就是经过挑选的鸡尾毛、鸡身毛、鸡项毛，）前往浙江义乌。一场买卖，除去本钱和盘缠，还赚到100多元钱。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出远门，又是第一次出门赚钱，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其实，此行的收获还不仅仅在于赚了钱，重要的是我还懂得了钱应当如何去赚。在义乌，我目睹了鸡毛大市场的壮观场面，参观了十分气派的鸡毛加工厂。原来，鸡毛这样一种不起眼的东西，一种废物，到了这里却有了它的另一番天地。人们先是将鸡毛分门别类的进行挑练，然后用线把它们一根根穿起来，穿到一定长度就成了“毛串”。最后将“毛串”附在一种从东南亚国家进口的藤条上，就成了鸡毛帚。这种鸡毛帚全部出口，一把鸡毛帚价值几十美元。

从义乌归来之后，我就雄心勃勃地同家人商量办鸡毛加工厂的事。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摆在面前最大的难关是技术，没有技术还谈什么办厂？对了，现在政府不是提倡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吗？于是，我把办厂的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的时候，邀本村青年王长先，再度东行。我们来到义乌一家镇办羽毛厂，一位姓陈的厂长接待我们。他知道了我们的来意之后，对我们说，鸡毛加工倒是出口创汇的好行业，可如今到处在发展，竞争激烈着呢，加上加工技术要求特别严，管理上稍有疏忽，就要赔本。至于说到请师傅，真对不起，我厂抽不出人，给你们介绍一个个体户师傅如何？听了厂长的话，我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可以，谢谢！最后我们还是请了一位个体户师傅。几天后，我们偕师傅匆匆登上了开往文竹的列车。

1985年春节刚过，我联合两名个体劳动者协会成员，在本村招收了三十名女工，租用了一个旧祠堂，挂起了“永新县文竹个体劳动者协会羽毛加工厂”的牌子。万事开头难，我们遇到的难事实在太多。我们用了十个月时间，将两千多斤鸡毛加工成了毛串。正当大家欢呼胜利的时候，一个坏消息传来，象是给了每个人一闷棍。寄往广州的样品，回复不合格，不予接收。怎么办？我只好把货当次品推了出去。但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摆在了面前：亏本！这时，村里有些人便冷嘲热讽起来，什么“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什么“办事不精，鸡毛下沉”。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是，面对失败，我并没有气馁，这也许是我的性格所决定的。我们几个坐下来冷静地分析失败原因，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我们感觉到，关键在于管理，厂子要继续办下去，必须引进一个既懂得技术又懂管理的人。

我们第三次去到浙江。这次我们不打算再去义乌，想到别的县碰碰运气。真是无巧不成书，当列车路经义乌时，一位矮敦敦的非常强壮的老人上了车，就坐在我们旁边。闲聊之间，竟使我们喜出望外，原来这便是一位我们渴望找到的人。据老人介绍，他叫吕银治，是肖山县二十三里镇人。本人从事鸡毛加工50年，报纸上曾登过他的事迹，有“鸡毛大王”的美称。我们迫不及待地说要搬动他，他说回家商量一下再说吧，于是我们随他来到二十三里镇。

凭三寸不烂之舌，我们终于说动了吕银治。1986年初，吕老师傅率领4名师傅风尘仆仆来到文竹。经过大家协商，一致同意闻竹个体劳动者协会羽毛加工厂由吕银治承包。果然名不虚传，一年下来，羽毛厂创产值8万元，除了弥补上年亏损外，还盈利1万元。同时，还安排了160名贫困户子女就业。几年来为之奋斗的事业终于成功了！汗水总算没有白流，我沉浸在幸福和欢乐之中。羽毛厂经营成功，不仅弥补了我们过去的亏损，而且使我学到了不少书本上学不到的企业管理知识。更让人兴奋的是，在劳动生产中，我和随吕银治而来的女师傅也就是吕师傅的外侄女任瑶钗建立了爱情，并结为伴侣。吕老看到我学会了管理，又娶了一个穿毛能手，就说我翅膀硬了，可以自由飞翔了。年底，我们夫妻俩从原来的厂子里退出，要另起炉灶了。办厂之前，我在吕老师傅的帮助下，闯进了广州，与广东省畜产品公司取得了联系。我大胆地同该公司签订了一年完成12000斤毛串、24万元产值的购销合同。广州归来后，我们夫妻俩争分夺秒地干，很快办起了一个拥有150名职工的羽毛加工厂。一年后，我这个厂完成产值25万元，职工年平均收入达千元。翌年，我前往广州订货，广东公司看到我资金周转有困难，就主动借给我3万元，不计息，也不定归还期限，以鼓励我继续努力。多方的支持，使我的事业越办越兴旺。到目前，加工厂发展到300名职工，年产值90多万元。

当天一整天采访彭富林，第二天一早，我又去采访吕银治。“鸡毛大王”吕银治是在他过70岁生日的时候来到吉安老区的。他有一个心愿：老区人民对他好，他一定要好好报答老区人民。吕银治真是了不起！在不长的时间里，他联合附近一些乡镇共创办了鸡毛加工厂32家，产值600多万元，安排劳动力3000多人。

从永新县回来后，我用采集到的第一手资料写了两篇报告文学。一篇是写彭富林的，题目叫“一个成功者的自述”。一篇是写吕银治的，题目叫“心愿”。不久后，两篇报告文学都刊登在《老区建设》杂志上。《一个成功者的自述》后来还被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集《吉安老区经济开发交响曲》一书收录。这两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全省老区建设工作会议在永新县召开。据了解，全省的会议之所以在永新县召开，与我发表的两篇报告文学不无关系。

写完永新县，我又跑到安福县去了。在安福县，我采访了洲湖乡乡镇企业厂长王长枝。王长枝创办的洲湖电器厂是一家扶贫企业，几年来，这个企业不但获取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安排了100多个贫困户劳力就业。我采访完王长枝和他的电器厂之后，当天晚上就在我下榻的饭店写下了一篇长篇通讯，题目是“王长枝办厂记”。没过多久，文章就在井冈山报上发表。1991年底，我完成了长篇论文《扶贫工作必须注重的几个问题》的写作。不久后，这篇论文被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吉安老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一书收录。这篇文章阐述了我对老区扶贫工作的一个整体认识，也可以说是我自调入地区老建办以来的工作思路总结。文章讲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也就是“五个结合”。第一，扶贫必须同经济开发结合起来。单纯分散救济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只有扶持贫困地区发展商品生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温饱，进而摆脱贫困。第二，扶贫必须同扶智结合起来。治穷致富，不仅需要资金和物资的扶持，还需要技术上和人的智力上的扶持。第三，扶贫必须同扶志结合起来。改变老区贫困落后面貌，国家适当给予扶助是必要的，但主要还是要靠老区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苦干实干，不达目标不罢休。第四，扶贫必须同计划生育结合起来。人口增长如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老区脱贫致富很可能成为一句空话。第五，扶贫必须同加强党的领导结合起来。老区扶贫工作的好坏，取决于各级党组织是否真正加强了领导。群众说，要致富，建设一个好支部。就是对这一问题的生动诠释。我的这篇论文受到不少业内人士的关注和好评。后来，我把这“五个结合”写进地委主要领导在全地区扶贫工作大会上的讲话稿中，反响不错。

我在发表了一系列宣传老区建设的先进典型的文章之后，我的写作方向有了新的改变，即从以写作通讯、报告文学为主，转到以写作杂文、随笔为主。这种转变说起来还是因为有了一个新的平台。《老区建设》杂志新开辟了一个专栏，叫做“大家谈”。这个专栏专门刊登杂文、随笔之类的文章，目的是引导大家对如何更好的开展老区建设工作展开讨论。有了这个平台，我便不停的写稿不停的投稿，杂志社的同志对我也高看一眼，《老区建设》几乎每一期都要刊登我的杂文或者随笔，弄得有朋友送给了我一个绰号，叫做“专栏作家”。细细回忆起来，我的确在“大家谈”专栏里写了不少东西。如《从文化现象说到经济现象》《思路与财路》《观念一变天地宽》《蹲点扶贫三忌》《贵在坚持》《不让平均数掩盖矛盾》《扶贫部门需要监督》《搞活流通与重视商人》《招商引资与软环境》《创名牌与熟练工》《基层干部与调查研究》《话说引导》《项目论证不要想当然》《名牌产品要上批量》《关键是要积极性》等等，等等。

2007年，江西教育出版社为我出版了随笔集《雁过留声》，并请了著名作家，时任江西省文联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陈世旭为书作序。陈主席的序言以“文章报国”为题，勉励像我这样想以笔作为武器为国家为社会出点力的写作者，努力向伟大的革命者李大钊学习，“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1994年秋天，我和江西省老建办秘书处饶耀明处长作为江西省代表，应邀去延安参加全国老区扶贫工作研讨会。这次我和饶处长还真是跌跌撞撞辗转到了延安。我先是坐汽车到南昌，在南昌邀上饶处长坐火车到武汉，又从武汉坐火车到达陕西西安，然后从西安坐汽车穿行八百里，最后来到延安。一路上的劳顿，让我想起三、四十年代许多有志青年从北京、上海等地因向往延安而奔赴延安的事。其实，我们这点辛劳无法跟那时的青年人所遇到的种种磨难相比。

研讨会在延安地委党校举行，参加会议的是来自全国一些著名老区从事老区建设和扶贫工作的同志。我来自著名的井冈山老区，主持人点名要我第一个发言。我的发言稿早在来延安之前就寄到了会议筹备组，因为发言时间限定在20分钟之内，所以我不能照稿子念，脱稿讲了三个观点。第一，关于老区非国家级贫困县的扶贫问题。老区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经济概念，即由于受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制约，老区普遍很穷，因此，老区非国贫县的扶贫工作应受到关注和重视。第二，关于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价格问题。建议用减轻农业税和农村特产税及减少定购粮任务等办法积累的资金，对边远山区农民购买生产资料进行补贴。建议制定政策，把山区农产品外销的中间环节减到最少，坚决制止层层盘剥。第三，要特别重视人才问题。要防止一面花大力气引进人才，一面又出现人才流失；本地人才，包括土专家、能工巧匠大量流失的现象要千方百计加以制止。

与会人员还参观考察了延安农村。延安农村近年来找到了一个脱贫致富的好项目，即大种苹果。延安地区耕地丰富，农民人均占有耕地一二十亩，但是多少年来“广种薄收”的现实一直困扰着他们。一亩玉米产量不过两三百斤，遇上干旱还收不到这么多，但改种苹果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延安市郊有一个村叫庙沟村，人均14亩地。他们拿出11亩来种苹果，结果这个村的人均收入从过去的600多元一跃为5000多元，真是奇迹出现。过去在报纸上看见“洛川苹果甲天下“的广告，总还是半信半疑。这次来到延安，亲口尝到延安苹果味道，觉得此广告还真是实话实说。

从延安回来，我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即国家用财政资金扶持的企业到底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机制运作为好，也就是说，是继续官办还是改官办为民办？我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写成一篇杂文，题目叫“成功者的奥秘”，并在《老区建设》杂志上发表。文章全文如下：

永新县文竹乡石枧村彭富林创办的扶贫企业鸡毛加工厂，一直稳步发展，全厂安排了100多个贫困户子女就业,仅去年一年上缴税收就达12万元。

作为成功者的彭富林,他成功的奥秘究竟在哪里呢?只要把他办企业的情形同某些十分不景气,甚至濒临倒闭的集体办(或曰官办)的扶贫企业（亦即受国家扶贫资金或扶贫优惠政策扶持，并担负着扶贫任务的企业）的情况相比较一下，答案便很清楚了。

第一，彭富林办企业之初，到外省考察、联系销路所花消的钱，是他从亲戚朋友处借来的，因此他承担了如一旦失败就会因不堪负债而穷困潦倒的风险。而某些官办企业花的是公家的钱，不需要承担这样的风险。

第二，彭富林既没有买大车，也没有买小车，出门要么挤班车，要么挤火车。而某些官办企业在投产之前就忙着买下了小吉普或客货两用车。

第三，彭富林没有建厂房，而是租用村里的旧祠堂。某些官办企业贷款一到手，就动工建造十分讲究的厂房车间（有的还不惜花钱建造豪华型工厂大门），待到竣工投产时，又因缺乏流动资金而举步维艰。

第四、彭富林企业机构十分精简，他当厂长，其夫人当副厂长兼会计，仅此而已。没有不必要的负担，且办事效率极高。企业不需整天整夜、夜以继日地召开厂委会“研究研究”，建立的是最理想的“厂长负责制”。而某些官办企业机构臃肿，负担沉重，文山会海，人浮于事，互相扯皮，办事效率十分低下。

第五、彭富林向银行贷款是用自己的住房及家产作担保抵押，且企业效益又好，所以他信誉高，贷款也就容易；资金问题解决得好，企业效益就更好，良性循环。而某些官办企业贷款是由乡长或其他行政长官出面担保，加上效益不佳，所以企业信誉不高，贷款也就困难；资金问题制约着企业发展，企业效益就更差，恶性循环。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争议。有赞成的，有反对的。赞成的说文章实事求是地指出了目前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反对的说文章有抹杀扶贫工作功劳的嫌疑。在一次省老建办召开的扶贫工作座谈会上，我就这个问题作了发言。我说，我写这篇文章的出发点，不是要抹杀谁，而是呼吁现有的扶贫企业要加强管理，注重效益。同时也向上级老建部门提出建议，建议老建资金，包括无偿资金和贴息代款，也要对个体企业发放。尤其像彭富林这样的安排了大量的劳动力，又有效益的个体私营企业一定要予以扶持。与会的同志听了我的发言，都表示赞同。

（写于202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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