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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斯和中国[183]　            
               

       英国人在亚洲刚结束了一场战争，现在又开始进行另一场战争了[184]。波斯人对英国侵略的抵抗和中国人到现在为止对英国侵略所进行的抵抗，形成了值得我们注意的对照。在波斯，欧洲式的军事制度被移植到亚洲式的野蛮制度上；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正用自己的方法与欧洲人进行斗争。波斯被打得一败涂地，而被弄到绝望地步、陷于半瓦解状态的中国，却找到了一种抵抗办法，这种办法如果能彻底实行，就能使第一次英中战争时英军节节胜利的情形不再发生。

　　波斯的状况与1828—1829年俄土战争[185]时土耳其的状况相同。英国的、法国的、俄国的军官曾轮流试图建立一支波斯军队。各种办法相继采用，但是由于那些本来应在这些办法的实施下成为欧洲式军官和士兵的东方人所具有的嫉妒、阴险、愚昧、贪婪和腐败，每一种办法都行不通。新式的正规军从来没有机会在战场上考验一下自己的组织和战斗能力。它的一切功劳只限于对库尔德人、土尔克明尼亚人和阿富汗人的几次征讨，而在这些征讨中，它只是作为波斯的数量众多的非正规骑兵的核心或预备队。当时实际作战的主要是非正规骑兵，而正规部队通常只利用它那表面威武的战斗队形向敌人摆威风来欺骗敌人。最后，终于爆发了波斯同英国的战争。

　　英军进攻布什尔，遇到了虽然无效但却勇敢的抵抗。但是在布什尔作战的并不是正规军，而是由新召募的住在海滨地区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编成的非正规部队。正规军当时还正在大约60英里以外的山区集结。最后，他们向前挺进了。英印军队与他们在中途相遇；虽然波斯人很熟练地运用了自己的炮兵，并按照一切规定列成了方队，但是仅仅一个印度骑兵团的一次攻击，就把整个波斯军队，无论近卫军或者基干部队，完全扫出了战场。要想知道这支印度正规骑兵在他们自己军队中所得的评价如何，只要看诺兰上尉论述这个问题的一部书[186]就够了。英印军官认为印度的正规骑兵无用已极，远不如英印非正规骑兵。诺兰上尉举不出一个能说明正规骑兵表现良好的战例。可是600名这样的骑兵竟能打跑一万名波斯军队！波斯正规军如此心寒胆裂，以致从那以后，除炮兵外，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对英军作过一次抵抗。在穆罕默腊附近，波斯正规军远远地避开危险，让炮兵单独防守炮台，一当炮台被压制，他们就立即撤退；当英军为了进行侦察，派300名步兵和50名非正规骑兵登陆时，波斯全军即行退却，把辎重、粮食、火炮都送给了侵略者（要把这些英国人叫做胜利者是不可能的）。

　　但是并不能根据这点就指责波斯人是怯懦的民族，也不能由此认为不能教东方民族学欧洲式的战术。1806—1812年[187]和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中提供了许多这样的例子。无论在设防的城市中或山区省份里，对俄军进行主要抵抗的都是非正规部队。正规军只要在战场上一露面，就立刻被俄军击溃，并且常常一听到枪炮声就逃跑；而一个由阿尔纳乌特人[188]编成的非正规连，竟在瓦尔那附近的峡谷中成功地抵抗俄军围攻达几星期之久。不过，在最近一次战争中，土耳其的正规军却在从沃耳特尼察和切塔特到卡尔斯和印古耳河的各次会战中都击败了俄军[189]。

　　问题是：把新的军队按欧洲方式来加以划分、装备和教练，还远不能算是完成了把欧洲的军事制度引用于落后民族的工作。这只是第一步。采用某种欧洲军队的操典，也是不够的；欧洲式的操典不能保证培养出欧洲式的纪律，就如同欧洲式的教练规则本身不能产生欧洲式的战术和战略一样。主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主要的困难就在于：需要造就一大批按照欧洲的现代方式培养出来的、在军事上完全摆脱了旧的民族偏见和习惯的、并能使新部队振作精神的军官和士官。这一切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一定还会遇到东方人的愚昧、急躁、偏见以及东方宫廷所固有的宠幸无常习气等方面的最顽强的抵抗。只要士兵在检阅时步法整齐，会操各种转法，能够在展开和排成纵队时不致乱成一团，那末土耳其苏丹或波斯沙赫就会很容易认为自己的军队已经能应付一切事变。至于军事学校，由于它们收效很慢，所以在东方政府不稳定的情形下，很难期望收到任何效果。甚至在土耳其，受过训练的军官也很少，土耳其军队如果不是有很多背教者[190]和欧洲军官，那末它在最近一次战争中就不能有任何作为。

　　到处都成为例外的唯一兵种是炮兵。东方民族在这方面简直太无能为力了，他们不能不把领导炮兵的事务完全交给欧洲教官。结果，无论在土耳其或者波斯，炮兵都比步兵和骑兵强得多。

　　英印军队是按照欧洲方式组织起来的所有东方军队中最老的一支，也是唯一不隶属于东方政府而隶属于纯粹欧洲式政府、并且差不多完全由欧洲军官指挥的军队。很自然，在上述那种情况下，这样一支军队有英国部队和强大舰队作为强有力的后盾，是不难把波斯的正规军击溃的。挫折愈严重，这种挫折给予波斯人的益处也愈大。正如土耳其人已经看到的那样，波斯人现在会看到：欧洲式的服装和检阅式的操练本身还不是一种护符；而经过二十年以后，波斯人可能也会令人肃然起敬，就像土耳其人在最近的各次胜利中所表现的那样。

　　据说，攻克布什尔和穆罕默腊的军队将立即调往中国。在中国，他们将遇到不同的敌人。与他们作战的将不是依照欧洲方式变换队形的部队，而是亚洲人数众多的非正规队伍。毫无疑问，他们将不难对付这种队伍；可是，如果中国人发起民族战争来对抗他们，如果野蛮人毫无顾虑地运用他们善于运用的唯一武器，英国人又怎么办呢？

　　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与1840—1842年战争时的情绪已显然不同。当时人民静观事变，让皇帝的军队去与侵略者作战，而在遭受失败以后，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服从了敌人的暴力。现在至少在南方各省（直到现在军事行动只限于这些省份之内），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国人极其镇静地按照预谋给香港欧洲人居住区的大量面包里放了毒药（有些面包已送交李比希化验。他发现大量的砒霜毒液浸透了面包，这证明在和面时就已掺入砒霜。但是药量过大，竟使面包成了呕吐剂，因而失去了毒药的效力）。中国人暗带武器搭乘商船，而在中途杀死船员和欧洲乘客，夺取船只。中国人绑架和杀死他们所能遇到的每一个外国人。连乘轮船到外国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约定好了，在每个放洋的轮船上起来骚动殴斗，夺取轮船，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愿投降。甚至旅居国外的华侨——他们向来是最听命和最驯顺的国民——现在也密谋起事，突然在夜间起义，如在沙捞越就发生过这种情形；又如在新加坡，当局只有使用武力和严加戒备，才能压制他们。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已引起了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

　　军队对于采取这种作战方法的人民有什么办法呢？军队应当在什么地方侵入敌国，侵入到什么地方为止和怎样在那里坚守下去呢？这些向毫无防御的城市开火、杀人之外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自然会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方法叫做怯懦的、野蛮的、残酷的方法；可是既然只有这种方法能生效，那末中国人管得着这些吗？既然英国人把中国人当做野蛮人看待，那末英国人就不能反对中国人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有的全部长处。如果中国人的绑架、偷袭和夜间杀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卑怯行为，那末这些文明贩子们就不应当忘记：他们自己也承认过，中国人采取他们一般的作战方法，是不能抵御欧洲式的破坏手段的。

　　简单地说，我们不要像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去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pro　aris　et　focis〔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可是它终究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

　　这一次，英国人陷入了窘境。直到现在，中国的民族狂热情绪似乎还只限于未参加大起义[191]的南方几省。战争是否将以这几个省为限呢？这样，它就不会得到任何结果，因为中国的一切要害地方都不会受到危险。同时，如果这种狂热情绪遍及内地各省的人民，那末这个战争对于英国人就将非常危险。英国人能把广州城完全毁灭，能攻占沿海的一切据点，可是他们所能调集的全部兵力都不足以夺取和扼守广东和广西两省。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有什么办法呢？广州以北到上海、南京一带的地区都掌握在中国起义者手里，触犯他们将是极大的错误；然而南京以北唯一能在袭击后收到决定性效果的地点是北京。可是从什么地方调集军队，来在海岸上建立既有防御工事又有守备队的作战基地，来克服途中的每个障碍，来用部队保证和海岸一带的交通以及用比较雄厚的兵力逼近这个与伦敦一样大并离登陆地点100英里远的城市呢？另一方面，对京城的军事示威行动，如果有成效，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华帝国本身的存在，就会加速清朝的崩溃，就会给俄国而不是给英国打开前进的道路。

　　新的英中战争的形势极为复杂，使人简直不能预料它将有什么样的转变。在几个月内兵力不足以及在更长时间内缺乏决心，使得英军除了或许向某一个不重要的地点（在目前情况下，广州也可以算是这样的地点）作一些进攻而外，将完全无所行动。

　　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那就是旧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国内战争已使帝国的南方与北方分立，而太平天国的天王在南京似乎不会受到清廷军队的危害（如果不受自己人阴谋危害的话），正如同清帝在北京不会受到起义者的危害一样。直到现在，广州似乎是独自进行着一种反对英国人以及根本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战争；但是正当英法两国的海陆军向香港调集的时候，西伯利亚边防的哥萨克部队却缓慢地、然而继续不断地把自己的驻屯地由达乌尔山移向黑龙江岸，而俄国海军陆战队则在满洲的良好的港湾周围设立堡垒。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5月20日左右
载于1857年6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03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



注释：

[183] 在马克思1857年的笔记本里，本文的标题是“中国—波斯（之战）”。——第228页。

[184] 这里讲的是1856—1857年英国对波斯的战争（见注74）和1856—1858年的第二次对华鸦片战争。这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是英国代表同广州中国当局发生冲突（见注100）。在中国的战争断断续续地进行到1858年6月，以掠夺性的天津条约告终。——第228页。

[185] 1828—1829年俄土战争是尼古拉一世借口支持信奉基督教的希腊人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民族运动而挑起的。由欧洲教官进行过部分改编的、武器精良的土耳其军队，起初对集中在多瑙河地区（锡利斯特里亚、苏姆拉、瓦尔那等地附近）的未受充分训练的俄国军队进行了有力的抗击。但是，1829年6月11日（俄历5月30日）的胜利进攻把土耳其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土耳其同意了俄国提出的全部条件，签订了阿德里安堡和约。——第228页。

[186] 路·爱·诺兰“骑兵之历史与战术”（L.E.Nolan.《Cavalry；its　History　and　Tactics》）。该书在1851年出第一版。——第229页。

[187] 1806—1812年俄土战争的导火线是法国利用土耳其违反过去俄土条约的某些条款而挑起的俄土冲突。在几年之中交战双方各有胜败。1811年米·伊·库图佐夫被任命为多瑙河军团总司令。在此以后，战局发生了对俄国有利的变化。俄土两国签订了布加勒斯特和约。——第229页。

[188] 阿尔纳乌特人是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叫法。——第230页。

[189] 1853年11月4日（俄历10月23日），俄军由于丹年别尔格将军指挥无方，在沃耳特尼察（多瑙河左岸的一个村庄）为土耳其人战败。
　　1854年1月6日（俄历1853年12月25日）在切塔特村的一场血战中，俄军把土军赶至卡拉法特，而自己也蒙受了很大损失。
　　在长久围困土耳其要塞卡尔斯的时期（1855年6—11月），俄军于9月29日（俄历17日）对要塞进行了突袭。这次突袭由于围攻者力量不足以及被围者事先得知准备突袭的消息，结果没有成功。要塞的守军到11月24日（俄历12日）才向俄军投降。
　　1855年11月6日（俄历10月25日），俄军在印古耳河一战中遇到了优势的土耳其军队，遭受了巨大损失，撤出了明格列里亚。——第230页。

[190] 土耳其称苏丹治下原信基督教后改信伊斯兰教的臣民为“背教者”。——第230页。

[191] 指太平军起义（见注72）。——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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