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前，1023年……

公元1023年的正月，赵祯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将自己的年号改为“天圣”。

在颁布改元诏书的那一刻，14岁的赵祯失声痛哭，以此表达他对父亲时代的敬重和不舍，以及自己继统万邦的惶恐。

改元是向世界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改元“天圣”则是告谕臣民：即将开启的新时代将由这位“天降的圣人”来领导。

历史没有辜负对“天圣”这两个字的期许：大宋国在这位柔弱少年的带领下，真的走向了整个王朝最为耀眼的“盛世”。

一

也许赵祯从未想过做皇帝。

他是父亲赵恒最小的儿子，要不是他上面的5个哥哥全部早夭，父亲是不会把皇位留给这个优柔无断、出身暧昧的儿子的。

赵祯的母亲是个姓李的宫女。尽管为皇帝诞下一个皇子和一个公主，却丝毫不能改善自己的宫中地位。她眼看着自己的儿子被皇帝送给其他嫔妃，又眼看着自己的儿子登上皇位，并在儿子的宫廷里沉默生活了10年。

1023年的赵祯并不知道后宫那位寂寂无名的低阶嫔妃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他自认为的亲生母亲刘太后此刻就坐在他的右侧，在朝堂上代替他处理国家大政。民间将他的年号“天圣”二字拆解为“二人圣”，即朝廷有两个“圣上”，顶着皇帝名号的他说的并不算。

一年前在父亲的灵柩前，赵祯接手了这个世界上最大帝国的皇位，同时也接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国防开支和财政赤字。

父亲宋真宗一辈子只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与北方的游牧帝国签署了停战协议“檀渊之盟”，大宋国以缔约的形式接受了敌国的政治霸凌（对辽国君主称弟）和经济勒索（每年向辽国交纳30万两白银的岁币）。另一件是伪造“天书”，封禅泰山，宣布“盛世”降临。如果说前一件在历史上还褒贬不一，那么后一件则彻头彻尾地沦为历史丑剧：为了烘托太平盛世的景象，宋真宗和他的大臣们用无数庆典仪式和形象工程将几十年的财政积蓄消耗殆尽，以至于《宋史》给出了“一国君臣如病狂”的评价。

所以，尽管赵祯在颁布改元诏书时用痛哭表达了对父亲时代的不舍，但父亲的权臣（丁谓）已经被罢黜、父亲的“天书”已经被埋进陵墓、父亲的财政政策已经被调整，父亲的时代终究要在他手中终结。


二

改元“天圣”的1023年，大宋国污浊的政治空间里已经吹进缕缕的治理新风。

这一年，削减庞大的行政和国防开支已经纳入政府议事日程、不合理的茶叶专卖制度开始调整、真宗时代的大规模节日庆典被裁撤。

这一年，“交子”被政府认定为法定货币并参与市场流通，这种早于欧洲700年出现的纸币大大促进了商业和市场的繁荣。

这一年，政府赦免了刘太后曾经最坚决的反对派首领寇准，以此向知识分子阶层释放出政治和解的善意。寇准在接到赦令后不久就病死在中国南方遥远的放逐地。寇准的全面政治平反要等到赵祯亲政之后，他本人则成为后世民间在戏曲和评书里津津乐道的机智宰相。

然而很难认定这些政策的出台与14岁的赵祯有多少关系。大多数时间他只是安静地坐在“母亲”的左边，看着大臣们冲着自己但实际上是向“母亲”汇报工作。这一年史上对赵祯有明确记载的一幕是：八月二十三那天，天安殿的柱子上长出了灵芝，他和大臣们一起观看了这种预示祥瑞的真菌。赵祯的好奇心随即遭到御史的严厉批评，御史正告年少的皇帝：“训劝兵农、丰积仓廪”才是皇帝应该重视的“祥瑞”。在赵祯之后漫长的皇帝生涯中，他一直小心接受着官员们苛刻的监督和批评。

或许也在这一年，赵祯遇到了自己的人生初恋：来自四川的少女王姑娘。但“母亲”却以“太漂亮”为借口，生硬地将王姑娘从赵祯身边夺走，并将她嫁给了自己的侄子。

在感情上赵祯一生不能自主，而要一再违心地听从太后和大臣们的安排：皇后是国家的，不是皇帝的。

三

这一年大宋国已经立国63年。国家发展的疲态已渐显露，多年沉积的冗员、冗兵、冗费压得整个社会喘不过气来。做为第四代君主，赵祯站在了王朝兴废的分水岭上。

时代呼唤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带领国家走向发展的正途。

但赵祯并不是这样一个领导者。他本来是最没有希望做皇帝的皇子，他在当上皇帝的头十年也根本说的不算。

十年后，1033年的3月，刘太后驾崩，24岁的赵祯终于能够亲政。但他亲政后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是刚刚死去的刘太后并非他的生母，他的生母李妃（去世时才被册为妃）已经在一年前去世了。

得到消息的赵祯嚎啕大哭了几天几夜，他哭造物弄人：富有四海的至尊却终身得不到人世间最起码的人伦之爱；他哭人情冷漠：宫里宫外朝野上下人尽皆知的秘密，竟然就瞒住了他一个人。

赵祯终生沉浸在对母亲的哀悼之中，他甚至在自己舅母的葬礼上不顾体面地哭得死去活来，因为那是唯一还能跟母亲联系起来的亲情。

赵祯在能够做主之后做的第一个主就是废掉刘太后包办的郭皇后。废后的决定立即遭到满朝大臣的不满和抵制，大臣们无法容许皇帝轻易做出动摇社稷根本的决定。但赵祯第一次站在了整个文官集团的敌对面，倔强地没有后退一步。

四

事实上赵祯是一个性格随和到无可救药的人，他对任何事的态度都是无可无不可。

他亲自颁布的诏令会让官员毫不客气地退回来，他小心地和官员们商量却经常碰壁。他满口答应爱妃要为岳父谋一个官职，却在上朝时被当面驳回。

他脾气好到会下令释放写谋反信的人，说那人只是个“爱发牢骚的老秀才”。他吃饭吃出砂子也会默默地咽下去，因为怕说出来会有人受到重罚。

就是在这样的随和里，范仲淹、狄青、韩琦、晏殊、包拯、富弼、王安石、司马光这些中国最杰出的政治俊杰先后登上政坛，在史册上留下他们精彩的一笔。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这些文学巨匠也将以他们的旷世才华，照耀得这段历史熠熠生辉。

赵祯从来不是一个有为之君，在中华璨若星河的帝王榜上根本排不进他的名字。但如果把他执政的42年从历史的长卷上抹掉，整个中华文明史又会多么黯然失色!

后世有人评价赵祯说：这个人一无所长，唯一擅长的，就是当皇帝。

是，他开创了一段真正的盛世。一个王朝能够呈现的盛世景象，都在他的治下呈现了。

五

1023年，伟大的拜占庭帝国正走入巴西尔二世的暮年时期，即将与自己的黄金时代告别。而曾经辉煌一时的阿拉伯帝国此时业已气若游丝。英伦三岛尚处在北欧海盗的控制之下，刚刚皈依基督教的西欧在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的眼里仍是未开化之地。

所以大宋国的富庶、繁荣和文明程度，是当时世界其他地区无法理解和想象的。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给出这样的评价：“上一个1000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宋朝的首都是世界最先进繁荣的城市。”

赵祯时代的GDP较开国时期翻了6倍，人口超过盛唐时期，达到9000万。庆历年间政府征收的商业税超过2000万贯，达到中国古代商业史的峰值，此后中国任何一个时代的商业税都没有接近过这个数值。北宋文学家曾巩感叹：自古国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宋徽宗时期大臣陈师锡回忆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近代学者陈寅恪赞叹：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

赵祯的盛世当然不是全体人民安居乐业的人间乐土，它只是在当时的体制框架下我们今天能够设想到的最理想的发展状态。

1063年，统治了大宋国42年的赵祯病逝，消息传出，“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洛阳市民焚烧纸钱的烟雾遮蔽了天日。讣告传到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这样的爱戴之情在中国封建史上再未出现过。

赵祯没有子嗣，皇位传给了养子赵曙。后人将他的庙号定为“仁宗”。《宋史》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仁”是中国传统理政思想对君主提出的最高标准。

孔子说：仁，就是爱人。


六

中国的老百姓没有几个知道赵祯，但他们太熟悉“四帝仁宗”这个名字。

“四帝仁宗”和他的臣子们成为中国民间曲艺最喜闻乐见的人物：《狸猫换太子》、《打龙袍》、《包公案》、《狄青传》、《三侠五义》……在戏曲里，他的龙袍脱下被大臣们抽打以做为对皇帝的责罚，在中国历史上，也许只有宋仁宗的龙袍是老百姓扒得下来的。

而在今天的课本里，他那个时代的文字是被语文老师要求背诵最多的课文：《醉翁亭记》、《岳阳楼记》、《前赤壁赋》、《后赤壁赋》……

他柔弱、敏感、随和、没有主见。他一生没有做过，也没有想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小心恪守着“与士大夫共治”的执政原则，将一个帝王的谨慎与克制坚持到极致。

1023年的正月，14岁的赵祯胆怯地坐在“母亲”的身边，接受群臣奉上的“天圣”年号。在山呼万岁的朝贺声中，一个新时代正走进他辽阔的帝国。

                                       

来自安卓APP客户端

了解历史文化挺好的

来自安卓APP客户端

一句话总结“理都懂，***”

道理我都懂，可是1023年，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应该是契丹或者法蒂玛王朝

国人都应多读史

来自安卓APP客户端

我都开始玩养鱼了

来自安卓APP客户端

说说2023

来自安卓APP客户端

太能写了，才华横溢，妙笔生花

来自安卓APP客户端

我全看完了

来自安卓APP客户端

       宋朝是一个商品经济较汉唐更为繁荣的朝代，当然，“钱荒”更加严重。北宋的四川是铁钱流通的地区，由于铁的价值远低于铜，同样的购物，所需携带的铁钱就更加沉重。于是，民间发明了可以兑现铁钱的纸币。在审理了几件民间纸币无法兑现铁钱的官司后，官府发现了纸币的好处。公元1023年，北宋在四川设立益州交子务，专门印制纸币“交子”。交子原先仅在四川使用，后逐步扩大到全国。南宋时期又改称为“会子”，由户部（即财政部）专管。

        既然货币发行是由户部掌管，那么，发行多少就看财政的需要了。于是，纸币的发明虽然立马解决了“钱荒”问题，但又带来了一个新问题：滥发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在北宋发行交子的早期，规定每三年发一次（称作“一界”），以新交子收回老交子。后来遇到财政困难（如王安石变法致使经济凋敝时期），加上与金的战争，官府发了新交子也不收回老交子。南宋时期也是如此，为了应对战争需要，大肆发行会子。当然，官府偶尔也会表示对通胀问题的关心，告诉民间将会用金银收购纸币，这种类似于现在央行正回购的做法被称作“称提”。但是，从来都是“称提无策”，直到丞相陆秀夫背着最后一任小皇帝在崖山跳海。

        短命的元朝继承并且发扬光大了宋朝的纸币制度。元朝规定：第一，禁止金银流通；第二，户部专管，以金银为本，发行纸币——中统元宝交钞；第三，一切赋税都可以用纸币缴纳。明朝建立后不久，即于公元1374年设立宝钞提举司，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同时禁止金银流通。1375年，宝钞1贯相当于1000文的铜钱，但随后很快贬值，至1432年（第二年郑和七下西洋归来）1贯宝钞只能换5文铜钱。由于纸币的滥发，民间开始拒绝使用。正好从此时起，海外的白银开始涌入，民间喜欢，官府也顺水推舟，明朝转向了事实上的白银本位。

        纸币制度在宋朝维持了200多年，在短命的元朝也有几十年时间，而在长达270多年的明朝，开国仅60多年就无法稳定币值，这当然与财政开支有关。除了诸如征服安南（越南）的战争开支外，耗资巨大的郑和七下西洋（公元1405-1433年）恰恰发生于大明宝钞急速贬值时期。

        按理说，七下西洋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应该带来贸易和经济繁荣，然后自然是财政收入的增长。但是，明成祖朱棣只想着让郑和去宣扬皇帝的威德（有一说法是让郑和去寻找被他赶下台的建文帝），并非去搞贸易，因为明朝本来就一直实行严格的禁海政策。在没有任何经济利益的情况下，除了花巨资造船之外，还要给亚非拉的小伙伴们准备各种礼物，以至于明朝财政“支费浩繁，库藏为虚”。后世看来，在禁海政策之下，看起来云帆蔽日的皇家舰队实则是孤帆远影，后面并无跟随的民间商船。

        郑和下西洋不仅导致了明朝纸币制度瓦解，而且，还间接地资助了西欧的大航海和后来在全球的称霸。欧洲学者也承认，如果没有近代早期中国向以白银为基础的社会转变，就不会有西欧列强的崛起。试想，如果中国人一直用自己的纸币，后来西欧人辛辛苦苦从美洲弄来的白银怎么会有人要呢？

来自安卓APP客户端

好长。有文化的人

来自苹果APP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