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义乳佩戴师”的自述：失去乳房不仅仅是一场手术那么简单

2020年，乳腺癌成为全球第一高发癌症，而在中国，将近90%的乳腺癌患者会接受单侧或双侧乳房切除手术。失去乳房后，很多人会佩戴义乳来维持形象。在这个过程中，“义乳佩戴师”帮助她们挑选义乳，也陪伴许多人走过术后康复的过程。

张景龙是一名入行近3年的义乳佩戴师，作为一名男性，他见过许许多多求助于义乳的女性。男性的身份，令他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无法全然对顾客感同身受，因而花了更多心力去理解这些失去了乳房的女性。3年过去，他越来越感受深刻的是：对女性来说，失去乳房不仅仅是一场手术那么简单。这些从病魔手中死里逃生的女性庆祝过重生后，还要独自处理许多常人无法想象的新状况，才能坦然面对失去乳房之后的生活。以下是他的自述：

我接待的第一个客人是一位50岁左右的大姐，当时她因罹患乳腺癌，刚在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切除了单侧乳房。医院床位紧张，我在省立医院找到她时，发现她的床位被安排在走廊的拐角处。手术前和术后等待身体康复期间，她就住在这里。

刚见面时，大姐正坐在病床上打点滴。见我来了，她客气地请我稍等。闲来无事，我询问她情况如何，才知道那是她化疗的最后一天，也是整体治疗过程的最后一天。我恭喜她“长征结束了 ”。

我是一名男性义乳佩戴师，更多时候，我会待在山东省肿瘤医院里的一间康复室里为顾客服务。这份工作和卖文胸很像，都是帮助女顾客挑选合身的内衣，区别在于，我服务的顾客，都做过乳房切除手术，接待她们时我考虑的事情更多。

我今年刚满40周岁，服务的顾客大多是40岁以上、不到60岁的女性，偶尔有30岁左右的年轻女性，无论年纪，她们都叫我“小张”，而我一般统一叫她们“姐”。

大姐打完点滴，我从包里掏出三只义乳、四副文胸。我跟她说，根据事先在电话里沟通好的大致尺寸，我选了可能适合她的的几个型号，还告诉她这款义乳可以坚持10年。她从我手里选了一件义乳，背过身去独自佩戴。我没料到她会如此直接，一时不知道该看哪，眼神飘忽。男女有别，我生怕目光落到不该看的地方，让大姐感觉被冒犯，把我当作流氓看待。

她比我更自然些。几分钟后，她回过身来，对着我和她的丈夫展示效果。尺码基本合适，但她不太适应，用了半小时去接受义乳的存在。她告诉我，腋下的感觉“麻麻的”。我赶忙安慰她，可能是手术对皮下神经有损伤，加上她已经半年没有穿过文胸，为期两三天的麻感是正常反应。

大姐接受了，但低头看了看双乳，发现一侧是饱满的，另一侧则有较大空隙，纠结于义乳无法完美替代原来的乳房。其实，从外部视角看，她的胸部两侧是对称的，只是由于女性看自己的双乳角度只有一个——从上往下看。一般佩戴了一侧义乳后，外部看着对称，女性自己看肯定会发现“空杯”。

作为一名义乳佩戴师，我知道这属于正常现象。搭配义乳的文胸，特殊之处在于内侧设置了两个填放硅胶义乳的口袋，方便义乳佩戴师根据患者的尺寸，把硅胶义乳放到顾客摘去了乳房的一侧。为了更好地盛放义乳，这些文胸的尺码往往比义乳大一圈，因此，未被切除的一侧乳房往往无法填满罩杯。这是市面上通行的义乳暂时无法解决的缺陷。它毕竟不是真的乳房，只是替代品，我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帮助顾客接受这件事。

图｜一只义乳


医院的走廊里没有镜子，大姐只能不停问我：“小张，你看怎么样？”来判断穿戴效果。她按照我的指引调整了几次文胸的松紧，往里收了收副乳，试图让两只乳房看起来更自然。我不断地给她外形上的肯定，告诉她：从远处看起来，两只乳房等高，没什么区别。半小时过后，她终于开心了些，笑着向我道谢。

离开前，我们又拉了几句家常。她说她是从济宁专程过来治病的，从诊断到暂时控制住扩散，已经熬过了半年。临走时，她没再提腋下麻木的事，我猜她麻感应该还在，她在努力适应。

就这样，我在2019年5月售出了我的第一副义乳。离开病房时，我手心和额头都渗出了汗水。病房里，我凭借我的感觉行事，出来后我领会到，想要做好这件事，需要和患者深度共情。

工作的头半年，我总感觉自己和患者之间隔着什么东西。现在想来，那或许是性别不同产生的。

准备正式上岗前，我把义乳和文胸拿回家里，自己对着镜子试戴。我在一侧文胸里放入义乳，另一侧什么都不放。扣上文胸，松开手，我上半身的平衡一下子被打破了，双肩开始一高一低，我想，这或许就像女性切除了一侧乳房后的身体感受。我端详着自己的体态，过了几分钟，一种束缚胸口的感觉蔓延，我把文胸摘下。

上班半年后，另一位年近50的大姐让我帮她佩戴义乳。经过半年工作，我已克服了怕冒失而产生的紧张感，可以坦然面对患者袒露胸部的情况。妻子也鼓励我：咱们不是做猥琐的事，而是高尚的事，所以不用不好意思。

看到大姐的疤痕时，我还是语塞了。一道横向刀口，以双乳中心为起点，割到腋下。医生用最新的金属钉缝合伤口，订书钉形状的印记留在伤口周围，像一条蜈蚣。我记不清自己当时讲了什么，只记得在看到伤口的几秒钟里，一下子懵了。看到这道伤口的时候，我意识到它意味着一个柔弱的女性经历的苦难。这冲破了我此前的认知，不夸张地说，我当时努力控制住才没让眼泪流出来。现在我想起来那个伤口，说实话心里还很不是滋味。

我的办公地点就在医院里，顾客很多时候是从病房里直接过来的，来的时候往往还穿着病号服。许多人和病友或家属一起来，也有单独来的顾客。

来了客人，我需要隔着衣服观察留存一侧的乳房尺寸大小，询问她平时合身的尺码，搭配出大致合适的义乳和文胸，交给对方试穿。有时候穿戴好发现大小、高低不对称，就要更换硅胶义乳或者调节肩带来平衡。总而言之，我们根据顾客试穿的外观效果和感受，尽量调试到最和谐、最让顾客舒适的状态，才会让顾客购买。

第一次穿，一般人需要义乳佩戴师的指导，告诉她们往后出现什么不平衡，需要怎么调解。顾客大部分不会扭扭捏捏，许多大姐会允许我进试衣间帮她们佩戴义乳。小部分年轻的女性会避讳和我接触，提出想自己进试衣间穿戴，我简单交代过要点后，就在试衣间外等候，等她们出来后再结合她们的感受和外观给出建议。更害羞的女性，出来时往往已经把外面的衣服也整齐穿戴好了。

我们在试衣间的外墙上挂了一面镜子，虽然是很平常的款式，但每个来配义乳的顾客都照过它。从试衣间出来，还要做一次穿戴指导。镜子就派上了用场，顾客能借此看到身侧和身后，帮助她们理解佩戴师的提示。

照镜子时，怕患者觉得不舒服，我会隔着最佳距离，指示对方调整副乳、肩带松紧，或者及时更换义乳尺码。有些人比较害羞，穿着病号服，病号服较为宽松，如果实在无法目测，我会让她们从身后把衣服揪紧，看佩戴效果。如果足够顺利，整个指导过程只需十分钟。

图｜供患者佩戴义乳的试衣间

工作快一年的时候，我自觉因不太会聊天，时常和病患沟通时陷入尴尬。所以，我想起听些相声，学些幽默感，这些说话的技巧，后来帮我化解了许多尴尬。一次，一个患者想让我帮她佩戴，却感到尴尬，我会抢着安慰她说：“好的，我见过的太多了，早就没有什么感觉！”她放松下来，还跟我打趣：“那你可有眼福了！”还曾有人把我当做姐妹，一边佩戴义乳一边向我抱怨：“我那些同事都说我‘这个’像飞机场一样，她们的都比我大。”我语气平常地安慰她：“你这个大小还是有一点的，不是完全的飞机场。”对方噗嗤一笑。

幽默感和义乳一样，都能驱赶掉一些患者的负面情绪，振奋情绪。一年以前，一位40出头的大姐找我买了一只义乳。她因乳腺癌，切除了一侧乳房。在化疗期间，她盘算着回单位上班，才找到了我。她是楼盘销售，业绩一直领先同事。手术后，她担心顾客会因她职业装下一高一低的胸部对她产生负面印象，所以才找到了我。

拿到义乳后她很高兴，跟我说：“这回终于他娘的能挺起胸做人了，谁也不知道我打了一个奶子！”接着调转话头：“小张，你想不想买房或者卖房？”

四年前我还没入行。我的一个堂姐得了乳腺癌。她是个要强的人，扛着强大的工作压力，收获了她应得的财富。生病之前，她已经添置好楼房、轿车，日常也有能力消费潮流奢侈品。她曾买过一块几千块的手表，这超出了我们家大部分人的购买能力，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为了不延误病情，在确诊后的第十天，她便在青岛当地的一家医院做了单侧乳房切除手术。

那场手术后，她的生活突然驶入了另一种境地。我随家人前去探望，都劝她说，没事，要好好接受治疗。

我做过推拿、针灸，自觉懂些医学，推断堂姐的病情只会越来越轻，所以爱给她讲大道理来安慰她：保命要紧，其余的都没什么。总劝她：没事，没事。

她也说，“没事，没事”，听起来只是像是在敷衍我们。出院后她没有对我们发泄过负面情绪，但是我们都能看到，她突然变得颓废、自我封闭。后来，我们帮她联系到乳腺癌患者社群，她出门去做手工、开茶话会，把自己术后的情绪都讲给志愿者听，才开始恢复规律作息。

和陪伴堂姐的志愿者接触多了，我才意识到之前那严肃、爱讲道理，其实无法安慰到堂姐。有时为了劝她规律作息，我会义正言辞地说，你应该怎样怎样，不然是想死吗？后来我才知道，就算知道对方出于善意，对患者来说，“死”这个字，还是很刺耳。

一般来说，患者在手术后需要住院十天，一边休养，一边等待下一步治疗方案。

每天我都会在病房走廊，遇到做完乳房切除手术的患者。她们很好辨认，往往抱着肩膀，背一个小书包，里面装有两个引流瓶。引流管从腋下穿过，用来引走体内积液。

在外面走动时，或者去做检查的路上，她们常常会套两件外套，把自己包裹得严实，把引流管和与其他人不同的胸部严实地藏起来。戴上帽子和口罩后，她们才有勇气推开这层楼的大门。

每天上午，我都会到每间病房跟患者搭讪、聊天，每张床位十五分钟左右，一上午就过去了。按医院的嘱咐陪她们久了，我才真正了解了当时堂姐的心情。

术后前三天，伤口修复和亟待恢复的体能吸引了患者大部分注意力。大概从第四天开始，成功存活下来的愉悦感逐渐消退，许多患者开始意识到，如何面对接下来的生活成了眼前的难题。

聊天时有的人会突然不甘地问我：“为什么轮到我得这个病呢？”第一次听见这句话时，我原本打算祝贺对方出院，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没有什么能击退成功存活的喜悦。听到对方这么说，我沉默了好几秒，努力想挤出一些话接住对方的发问，但不知道该怎么讲。直到她主动转移了话题。我赶紧积极接话，想让她忘记那个念头。

接纳事实，是大家要迈过的第一关。她们要接纳的新状况太多了。

术后，手术的创口需要半年才能完全愈合。许多患者很快就适应了平躺或者向没有伤口的那侧侧躺。她们的手臂变得容易水肿，睡觉时睡姿不对，就可能引发患侧胳膊水肿。这种情况，意味着她们体内淋巴循环遭到不可忽略的影响，需要回到医院治疗。

有些患者术后会跟进化疗。开始化疗后4到6个月时间里，一个名叫“输液港”的输液装置，会埋入她们非患侧的锁骨下方，方便输液，也减少多次注射对血管产生的重复刺激。为了防止渗漏，她们只能平躺入睡。来医院化疗时，她们总是抱怨，这样的睡姿让她们浑身疼痛。还有各种缠人的化疗副作用，因人而异，有人手麻脚麻、有人发高烧、呕吐、四肢无力，更多人会因为掉头发而沮丧。

她们一边跟我抱怨，一边数着剩余的化疗次数，“革命快要胜利了！”我常常用这句话鼓励她们。

刚开始接触大家时，我只是笼统地感觉她们经历了痛苦，常常带着怜悯看待她们。后来对她们的生活和境遇知道得越来越多，我时常感觉我没有资格怜悯她们，又或者说，得知了她们要面对的令人沮丧的事情这么多之后，我敬重她们的坚强。“怜悯”这个词带着居高临下的姿态，我应该走到她们身旁，倾听她们的处境设身处地地开解大家。

我会想起四年前，表姐常说的“没事，没事”。当时我并不完全理解她的身体和生活正在遭受怎样的剧烈变化，只觉得保住了性命，就值得高兴。堂姐很可能觉得委屈、不被理解，但没有怪当时的我不理解她的处境。这让我十分内疚，本来，应该是我们去体谅和理解她的。

图｜张景龙站在康复室里镜子前



几乎没有人独自住院，我最常见到的组合是丈夫陪着妻子住院、参加康复活动。

病床前，我常常碰到拉住我的丈夫，他们会从手里APP里找出一张报告单，指着上面的数据问我：您看看这些指标，我们没大事，不会死吧?能完全回答这个问题的只有主治医生。我有些抗拒回答这些问题，但为了让他们宽心，也由于乳腺癌的治愈率不低，我有时会回答：真的没大事，放心治疗！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相信我可以给出可靠的结论，还是只需要一颗定心丸。

一个从青岛胶州带妻子来济南就医的大个子，很胖很壮实，一次我和他妻子聊完天，往病房外走时他拦住了我。他问我，癌症患者吃什么利于恢复，吃什么有造成癌细胞转移的风险，以后回了家，护理妻子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他说，怕在妻子面前提起“转移”、“复发”这类字眼会激化她的情绪，所以等我出了病房才拦住我。后来还说了很多，他们家里有两个孩子，男人想不通妻子怎么这么年轻就得了这个病，最后，他毫无保留地对我袒露了内心的难受，这些都是他在与癌症对抗的妻子面前不敢表露的。他是我见过的最细心的丈夫。

和患者们聊天多了，我就知道，有一部分夫妻没能经受住考验，被疾病拆散。我的微信里，有900多位乳腺癌患者，大概有10个人因为这个病和另一半分手或离婚。有一个丈夫在得知妻子生病时便开始“消失”，电话、微信都联系不到他。妻子手术当天，他终于从外地赶回来看看她。但也仅此而已，他不再付出更多，也不帮妻子支付手术费。前几天，我的同事告诉我，在病房里，这位女士试探着问她：你认不认识律师？我想打离婚官司。

有的丈夫不会撒手不管，但因为种种原因，两人最后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分手了。

有一次，一对从潍坊来治疗的夫妻找我买义乳。在康复室时，她常用带刺的语气和丈夫说话，或许是出于对丈夫的不信任，也可能因为她无法接纳手术后的自己。大姐的丈夫说话则很小心，怕影响到妻子的心情。

试戴义乳后，大姐的丈夫手里拿着现金，跟我讲：妻子担心钱的问题，他无所谓，只要妻子戴着合适就好。但大姐坚持让我打个折，我没有这个权力，最终没有谈拢。过了几天，我打电话给大姐，问她：您考虑得怎么样啦？您看大哥多支持您佩戴义乳，还关心您的健康！大姐立即打断我说：“我跟他已经离婚了。”怕说错话，我没敢问为什么。

患者出院后，我们就很少再联系了。临告别，我习惯嘱咐一句：出院以后一定要注意休息。我的同事是一位和我同龄的女性，她可能更能体会患病女人在社会和家中的境遇，所以嘱咐得也更为苦口婆心。她常常和女人们说，出院后好好休息，养好身体后，找份轻松的工作，不用很拼，但要有事做。这样在家不用看人脸色，还有同事陪着说说笑笑，生活也更容易回到正轨。

- END -

口述 | 张景龙

撰文 | 石润乔

编辑 | 温丽虹

来自安卓APP客户端